关键词：资金紧缺；吸引资金；市场经济；战略
一系列经济统计数据表明：江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发展受到压抑，工业落后，已经成为经济地理上“盆地”的盆底；江西经济发展不平衡，呈不规则浅碟型；当地就业水平极低；江西城乡差距显著；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极低，基尼系数高企；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不旺。欲改变江西落后的现状，江西...
关键词：资金紧缺；吸引资金；市场经济；战略
一系列经济统计数据表明：江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发展受到压抑，工业落后，已经成为经济地理上“盆地”的盆底；江西经济发展不平衡，呈不规则浅碟型；当地就业水平极低；江西城乡差距显著；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极低，基尼系数高企；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不旺。欲改变江西落后的现状，江西必须要采取多种战略，培育资源，力求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特别是资金的积累与吸引，才能得以进行较高速度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无法回避。
一、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
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当前，资金紧缺，投资不足是制约江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充分就业需要资金
据统计，江西现有全省劳动力供给总量（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2732.9万人，需求总量2054.8万人，供需差额达到678.1万人，其中，全省城镇从业人员502.6万人，仅占城镇劳动力资源的62.7%，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86.0万人，尚有213.4万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农村从业人员1552.2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74.0%，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79.6万人，尚由464.7万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未来五年，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每年50万人左右），江西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将必须提供就业新增岗位1000万个左右。按2001年我省资金投入带动就业能力来看，全省每百万元投资增加带动的非农就业增长量仅5人，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2、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
高新技术产业代表未来产业成长的方向。目前，江西的产业结构不是十分合理，技术装备水平不高，要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跟上科学技术发展，采用新装备，力促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就需要数以千亿元资金投入科研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3、基础建设需要资金
江西比较闭塞，基础设施较落后，各项基础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我省在搞经营城市，大力争取国家投入；在城市之外，城乡之间仍然要建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若要使这些基础设施全部按达到现代化要求计，这笔资金投入总额将达到数千亿元之多。
4、教育需要投入资金
江西教育欠帐不少，城市基础教育体系基本齐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基本能勉强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但是学校的设备差，教学手段落后，基本上属于穷办教育，瓜菜代。因此，在城市里，大家都挤向一些办学条件稍微好的学校。农村教育一般只有中小学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谓是“抗大”。职业教育欠帐更多，整个体系尚未建立，不要说建立起贴近实践的职业教育。至于现在世人关注的大学教育，也因为投入不足，近几年来落后了很多。不但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升学率低，而且教育质量也较落后，基本上没有名校、名专业、名教师。在每年的高考中，考生填写志愿的第一选择总是外省院校。
在现代经济建设中，教育的贡献极大。江西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建立起适应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教育投入将要一大笔资金。
5、公益事业需要资金
从全省现状来看，公益事业我省也欠帐不少，卫生、体育、艺术、文化、科学技术……各项公益事业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显得极为落后。江西要达到与现代文明一致的要求，必须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加大投入，就需要大量资金。
6、城市建设需要资金
城市化战略的实施，是农民增收，农村人口转移的重大决策。江西近年来对城市建设引进了较为先进的理念，经营城市搞得有声有色，城市建设的速度加快。但是，城市的空心化倾向较严重，城市建设中住宅多，商业用房多，形式重于了实质。江西要使城市充实起来，充分体现城市功能，还需要另外投入较大量资金。
综上所述，江西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基础建设，资金需求极大，资金形势严峻是不争的事实。
二、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
江西经济落后，资金总量少，人均金融资产不及发达地区的1/2，筹集资金能力不足，资金缺口极大。从江西筹集资金的渠道来看，主要有：
1、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
江西经济落后，GDP总量较小，2001年地方财政总量为131.98亿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达到316.71元。江西的地方财政实力还非常弱小，无论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经济水平相当的兄弟省市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就更大；而政府机构庞大，吃财政饭的人数众多，基本上是一个“吃饭”财政，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连维持费用也难以满足需要。除去维持江西政府系统的日常开支和维护现有公益事业的支出，能作为投资的资金总量极小。
2、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
据统计，江西的各种企业的赢利能力较差，27万余户企业大部分徘徊在亏损的边缘。从江西的二十余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分析，赢利都极为有限。就是我省工业的“老大”的江西铜业、江铃汽车等，也未能有较大的剩余利润。2001年，全省企业所得税为22.61亿元，按我国的有关税法推算，全部企业所得只有70余亿元。赢利空间有限，制约了江西企业的自我积累的速度。
3、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
江西对于民间分散型资金的汇集组织不力，不能形成规模投资资金。从目前的分散型资金的汇集来看，渠道较少，绝大多数的分散资金投入银行储蓄。2001年第三季度，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400.33亿元。这些宝贵的资金通过全国性的四大国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系统间调动，却给江西留下一个高达500余亿元的巨大存贷款逆差，未能投入到江西本土的经济建设。股票市场上，数亿资金进入二级市场，炒买卖股票等金融商品。每年国家发行债券，又将分散的民间资金吸走了上百亿元。
4、江西争取金融市场的支持不够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轮子是金融市场。江西对金融市场的重视不够。在货币市场上，不但存在巨大的借贷逆差，而且贷款质量令人担忧，优质客户认定不多，信用保证体系未能建立，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较高，信贷紧缺，货币市场活力尽失，其结果是江西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差高达700亿，约30%的居民存款通过银行渠道流出去了。在股票市场上，江西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全省上市公司20余家，仅占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总数的2%左右，且规模不大，吸收市场资金较少。而企业债券市场，由于个别企业的赖帐行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现在企业从债券市场吸纳资金几乎为零。总之，江西的金融资产总量不足。缺乏金融市场的支持，江西的资金筹集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渠道。
5、国家对江西的投入不多
建国以来，江西一直处于国家投资的非重点区域。江西缺少国家投入的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沿海地区的关注程度加大，有限的资金绝大部分被投到大城市和沿海的重大项目，对江西的投入不多，在资金的获取上处于不利地位。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配看，1980年以来的20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3.8%、4.1%，江西仅为1.5%；1999年，上述各省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为26.6%、28.9%、33.7%，江西仅为24.8%。虽然，近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是杯水车薪，未能彻底缓解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
6、吸引外资不多
江西吸引外资至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不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不高。有的甚至内外勾结，鱼目混珠。在2000年以前，吸引外资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效果差。
三、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
前些年，江西扩大投资的力度不够，特别是改善投资环境力度不够，吸引外来投资还没有大的突破，例如近十年利用外资年均增长速度比安徽低3.1个百分点。江西急需资金，而吸引外来资金不力，效果不佳，相反本土的内资却外流严重。这促使我们审视江西现在的投资市场。
1、江西投资环境不良
江西未能建立一个规范的投资市场，没有健全的市场规则，缺乏规范的市场行为，分割、封锁市场的行政性壁垒未能清除，投资和经营软环境不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不合理的审批、核准、许可繁多，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现象严重。这些杀鸡取卵的做法使内资外逃，外资躲避。近来，在新的一届省委的领导下，虽然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但是，与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显得不足。
2、江西诚信程度较低
江西历称人杰地灵，但是，“南人多诈”之类常见诸于史料。江右商帮的较为短暂的辉煌和快速的没落，社会诚信度低下就是其中重要原因。逃废债务、不履行合同契约、价格欺诈等现象经常出现；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未能规范。自从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江西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但执法水平不高，本土保护壁垒严重，使社会诚信度较低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3、江西建设资金流失严重
江西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较薄弱，加上思想不够解放，观念转变慢，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给我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非税收费比重过高，江西全省税外收费项目繁多，各种规费有200多种，各类税外收费的总规模己与预算内收入相当，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超过预算内收入。由于税外收费与地方和部门的利益息息相关，征集单位都是手握实权与各行业关系密切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以征收力度更大刚性更强。
江西的吃喝风一直未能有效遏制，有限的建设资金被填入权贵人们的口中，有的人吃遍了山珍海味，享尽了各种现代化的高级服务，游遍了名川大山，就是忘了这是在用人民的血汗。而贪污腐化更是建设资金流失的一个巨大的黑洞。
4、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江西企业结构不合理且升级缓慢，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过大，仍然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规模偏小且没有形成由资金、技术为纽带、名优产品为龙头的产业群，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偏低。2000年，全省工业增加值532亿元，在中部六省中最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及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为20%，分别比沿海发达省份低18个和30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垄断性十分明显；全省共有规模以下企业27.42万家，占工业企业总量的98.7%；工业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仅有1.14%。这些均说明，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5、江西资金回报率低
在江西，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企业仍然没有钱赚。大通道未能形成，使企业的运输成本高，边际利润较低，机会利润难以获取。相反，企业往往由于时间的拖延，付出较沉重的代价。而江西整个经济的不景气，也给投资企业带来拉平效应。因此，即使江西的劳动力低廉，资金回报率也较低。
四、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就业量是怎样决定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决定就业量的是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投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1、必须解放思想
面对资金短缺的严峻形势，江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要把握导向，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和敢于跨越的观念，创新发展思路。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掌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充分注重资本的纽带作用，平等对待与融合各种资本。千方百计地健全投资市场，扩大投资规模应是江西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着力点。
2、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营造好投资环境，就是“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对外开放要有大的突破，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以大开放促观念大转变，以大开放吸引资金大投入，以大开放促结构大调整，以大开放促经济大发展。经过近几年的国家对江西建设的投入，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形成京九铁路、沪瑞高速与浙赣铁路、赣粤高速、京厦高速等为主轴的“大十字”生产力布局，优化了投资硬环境，也为沿海地区密集型企业内移创造了条件。
投资软环境的建设也应加速。江西占尽了“天时”“地利”，只要优化第三配置，就能创造出经济建设的新局面。诚信的投资环境，是吸引资金进入江西的先决条件。
3、积极引进外资
江西有区位优势，又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就有可能积极、大规模引进与利用外资。国外、境外、省外“三外”并举，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形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吸引外资的新格局。以改善投资软环境为重点，以改进招商方式为手段，以招大公司、大项目为主攻方向，树立江西对外开放的新形象，使江西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实现大跨越。
4、平等对待，留住内资
近两年，江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有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外资身上。据统计，到2002年6月底，江西的金融业的存贷款差达到560亿元，如果加上证券投资、教育投资、民间向省外投资、省域贸易逆差……等等，有理由估计江西的本土资金外流总量超过1500亿，约占江西年GDP的3/4。大量的资金外流，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江西吸引投资不但眼睛要朝外，更应该注重留住本土资金。在发达国家，一般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是最高礼遇。但是，我省现在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眼球”经济利益不错，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值得大家从长研究。江西应该审视吸引投资政策，不能偏废；应该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平等对待内外资金，留住内资，大力吸引资金回流。
5、积极利用金融市场
我们要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利用其特有市场功能，筹集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鼓励更多企业改制上市，通过资本市场，快速积累宝贵的资金，培育优质企业超常规发展，迅速成为龙头企业；积极参与货币市场，发挥银行强大的资金收集功能，把闲散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形成巨大的投资资金，同时更要通过全国各商业银行系统，促进资金流向江西；有可能的话，因地制宜，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各种企业债券来筹集资金。
6、争取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
我国实施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着投资公益事业的责任。特别是国家投资项目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或基础项目。一般而言，项目投资资金量较大，带动能力强，资金带来的影响较大且较深远。江西要不失时机，积极争取国家立项，充分发挥财政性（特别是国债项目）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改善江西经济发展环境。
7、加速企业资金积累
经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我国2014年的GDP将高达10万亿美元，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在增长，但是总体水平不高，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收入处于中低水平。
1.2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国西部、中部的经济发展长期不如东部、南部沿海城市，反映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情况比较严重，数据显示，经济水平最低的城市甚至不如经济水平最高城市的十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平衡不仅是乡镇和城市之间的，而且是城市和城市、地区和地区之间的。
1.3工业化水平低
虽然在数量上我国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已经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当前国家工业化程度是从工业化附加增值效率反映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工业化数量。工业效率提高才能带动经济水平提高，人民才有更强大的消费能力，以此带动诸如服务业等行业的增长。因此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特别是在计算机、汽车等高科技领域，基本上都是依靠国外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并不属于我们。
1.4城市化水平不高
我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在2012年超过了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不平衡现象，由于城市建设占据了大量耕地，农民不得已进入城市从事薪资很低的艰辛工作，这并不能称之为城市化，实际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
1.5人民生活压力大
物价上涨是现在人民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前段时间燃料价格也在上涨，这也说明很多行业、物品价格也会随之上涨，这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
1.6自然资源负担重
我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人口密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可用土地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目前我国的淡水资源是每人2160立方米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每人7000立方米，还有我国的石油已经很难满足自身需求，大部分石油需要进口。
2.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重要性
我国的经济体系正处于转型时期，人均GDP仅是世界人均GPD的一半左右，造成社会发展和国家组织管理结构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划小经济管理范围，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成熟，中西部和中部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都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划小经济管理范围，施行适合区域实际的经济发展计划；我国沿海地区的科技水平较为先进，已经开始广泛应用各种新技术和新产品，而相对的我国中西部由于缺乏先进技术的支持，生产力不及沿海地区，因此划小经济管理范围才能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3.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实际情况
3.1放眼世界，针对实际
要做好划小经济范围管理工作，必须立足实际和本地，放眼世界，必须要充分了解每个地区的人文状况和地理情况，才能针对当地实际经济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对自身的缺点和优势有充分了解，才能抑短扬长。
3.2加强沿海和内陆城市的合作
我国内陆城市经济水平不及沿海城市，因此内陆城市要在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基础上，首先明确发展目标，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开展合作，争取获得更多的投资，让沿海城市带动内陆城市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3把握机遇，开拓市场
要充分实施划小经济范围管理工作，应该发挥地区优势，加强发展地方产业。例如广西河池有一个小县城叫天峨县，水资源丰富，当地居民原先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产业大都是种植果树和沙木，经济水平不高。随后意识到该县丰富的水资源，在这里建立了龙滩水电站，这也是亚洲最大的水电站。而该县的旅游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都得了大幅度提升。
2农村经济发展转变存在的问题
农村经济发展转变过程当中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农村劳动力过剩，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农村基础设施较差，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等，总结下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农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产业竞争力不够，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低，从而效率低下，无法形成规模.第三产业比重低，产业链短，产业关联度不够，依然沉溺在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从而无法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虽然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引导，但是因为容易资金断链、技术断链等一系列问题，往往没有展现应有的活力，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人力资源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不够.鉴于农村经济落后的产业效应，导致农村中的知识分子会更倾向于外出打工，这样以来出现高效益农产品的机会越来越小，长此以往，由于缺乏可靠的人力资源，农村经济发展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而且，当今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农村经济建设当中严重薄弱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这主要体现在：农产品技术含量低，高科技术产品少；农产品成本高，竞争力低.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农业技术的落后，所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产品自主创新水平，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已经迫在眉睫.第三，存在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农村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厂污染的排放，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农业生成手段对资源的不合理的过度利用，超过了生态环境自己调节的能力；第二，对工厂位置没有进行合理规划和环境管理滞后；第三，污染治理远远不够导致的污染.第四，农村干部素质偏低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缺少有效的引导.只有高素质的领导班子才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然而更为普遍的是，农村干部威信低，能力弱，凝聚力差，而且高龄化严重，这样农村经济缺乏有效的引导，快速发展很难实现.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
[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林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1.两港口企业之间的博弈现有A、B两个港口企业且企业规模相当，他们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两个企业都不治理的收益分别为R1和R2。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设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分别是C1和C2，则收益分别为R1-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