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020年初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我国大规模爆发，1月23日疫情较为严重的武汉地区更是采取了“封城”的措施，全国相继启动了重大突发事件一级响应，国家叫停了除基本生活保障和卫生医疗领域以外的活动，工厂停工、学生停学、公共交通停运，疫情对我国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2月底全国各地新增人数下降，但疫情已经波及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到6月10号为止中国境内累计确诊84,614例，累计死亡4645人，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70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40万。此次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和破坏力已远超2003年的SARS病毒，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极力呼吁、各国的果断决策以及世界人民的社交隔离，此次疫情并未发展成为1918年在美国爆发并随美一战士兵扩散到整个欧洲进而席卷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西班牙大流感”累计造成全世界5000万~1亿人死亡。但此次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导致国际贸易额大幅缩减，美股短期内数次熔断，石油价格也经历了暴跌，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美联储宣布降息至0利率并推出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措施。因而由本次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以后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根据统计局数据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降低6.8%，第一季度的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0%，而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0年全球GDP预计萎缩3%。 由于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各大经济体猛遭重创，全球经济增速停滞，如表1所示，美国2020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下降4.8%，4月份的失业率更是达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高的14.7%，自三月中旬以来美国已有4400万人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疫情对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冲击对经济本就疲软的欧元区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欧洲央行预测2020年欧元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8.7%；日本在疫情发生前经济就持续低迷，而本次疫情对日本经济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日本经济衰退的程度将超过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衰退程度，并且恢复的过程也会更加艰难。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逐利性”是资本主义运行的第一推力，疫情削弱了资本的逐利性，疫情导致生产生活停滞，消费者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取向，低欲望的社会逐渐形成，生产者面对消费热情的减退又加之疫情时期的风险比以往更高，因而抑制了资本的投入，由此使得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不振，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受疫情影响所面临的实质问题。 1) 疫情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 本次新冠疫情不同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根据统计局数据我国GDP增速在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并未明显放缓，2002年GPD同比增长9.1%，2003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达到11.0%，而后下降到10.0%，当时中国正处于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而此次疫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放缓，2019年的GDP同比增长为6.1%，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降低了6.8% [1]。 2) 疫情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如图1所示，从非典时期三大产业GDP增速图中可以看出，三大产业的增速都应声下滑，但对第三产业的打击最大，第二产业三个月恢复了增长，而第三产业在六个月后才恢复增长，说明第三产业占比越大的经济体受疫情影响的程度也越大。 而如今中国的第三产业占比已经从2003年的42.0%增长至2019年的53.9%，因而本次疫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但“非典”疫情与本次疫情所造成的经济衰退都属于古典型的经济衰退，即受到巨大的外部冲击导致实体经济受挫，资本的运转进程遭到中断，但这种影响是可以缓和的，遭受古典型经济衰退时社会经济可能成“V”字型的衰退和回升。 由表2可以看出2020年第一季度三大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9.6%以及−5.2%，说明疫情对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影响很大。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原粮储备较为充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第三产业生产下降5.2%，由于我国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对人员密集程度的要求高，服务业成为此次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2020年3月的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环比减少9.1%，四月减少4.5%，旅游、住宿、餐饮和娱乐行业遭受重创。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今年赤字率安排在3.6%以上，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国家重磅推出了多种财政政策措施，包括加码减税降费、多渠道筹集资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缓解地方财政困难以及扩大政府投资规模 [2] [3]。我国首次赤字率超过3%这个上限既能反映出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又彰显了我国政府对冲经济衰退的决心 [4]。 将商品市场、资源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纳入广义的商品市场；提供居民消费品的微小企业抵抗风险能力低，受疫情影响的程度较大，因而居民消费品商场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价格管制”为居民消费品市场供给端的恢复赢得了时间；但诸如电力、天然气、自来水等产业因其公有制背景挺过疫情并不困难，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体，从广义的商品市场的角度看，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国家进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关政策刺激特定领域的需求端，使广义的商品市场尽快实现供求平衡。即面对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两类突出问题，政府使用了“价格管制”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两种不同的调节手段，符合丁伯根法则，即政策工具的数量至少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 作为第三种调节手段的货币政策在恢复居民消费市场供给端，支持实体经济，帮扶中小微企业挺过疫情方面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众多小微企业仍旧遭到重创。我国商业银行以国有股份制银行为主体，大型国有银行缺乏足够动力向广大小微企业贷款，银行更倾向向可以刚性兑付的国有企业进行贷款，而针对这一情况央行出了定向降息降准外，采取了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小微企业首贷比例等严厉的政策手段来规定国有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但由于“路径依赖”，各国有银行不具备识别优质小微企业的能力，国有银行缺乏小微企业的客户储备并且缺乏针对小微企业特点的相应风控措施，因而行政压力带来的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大量的资金流入到经营能力极差的小微企业中，使这些本来可能没有疫情影响也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企业反而得以苟延残喘，这造成了一些专注小微企业的民营银行的业务遭受冲击，遭遇到严重的经营危机，并且一些能凭借自身素质挺过疫情的优质企业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居民消费市场的供给侧仍旧良莠不齐，这些都是典型意义上的“劣币驱逐良币”，必将导致决定经济中长期健康运行的社会生产效率的下降，因而事实上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慎之又慎。故而国家的政策目标更倾斜于财政政策。 居民消费品市场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国外疫情还在肆虐，出口领域不受控制，因而财政政策的影响领域将集中在投资领域，将投资细分，制造业在进行生产资料投入时会刺激需求，但完成投资后制造业是供给的产出，我国正处于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阶段，本就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并不适合大规模的投资；房地产市场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疫情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也对民生问题有很大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经不起进一步的上涨，且有关部门多次强调“住房不炒”；因而基建是财政政策所影响的领域。 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会阻碍财政政策的推行，挤出效应指的是政策将一些本来存在于其他领域的生产资料吸引到政策投入的领域，那么如果新领域的生产效率反而不如原领域就会造成经济整体的产出下降，即财政政策挤压了其未投入领域的生存空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挤出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原因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各类资源的利用率更加充分，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处于刘易斯拐点，也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并不代表我国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而是指现有劳动力已经都处在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中，故而只有5G才应成为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因为5G代表着更高的生产效率。 IS-LM模型是描述利率和国民收入的相互作用，通过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形成均衡利率和均衡收入的模型 [5]。 如图2所示，若疫情发生前国民收入处于均衡点A，疫情的发生使得消费降低，使IS曲线向左移动，受劳动力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的供求变化，此时的均衡国民收入点变为利率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更低的B点，若央行的货币政策能够起效，实际货币量大于需求货币量，则LM曲线将向右移动，此时国民收入将来到C点，利率更低但收入得以恢复。 如图3所示，若货币政策不明显，即传导机制受阻，便假设LM曲线不移动，则需依靠IS曲线的移动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IS曲线的移动需要依靠财政政策的投入，而财政政策的效力取决于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若挤出效应大于乘数效应则IS曲线将不能恢复到原有水平，即不能达到A点，若乘数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则IS曲线会大幅右移，此时利率会上升，同时由于之前实施了货币政策，众多阻塞在金融系统内的闲置资金因利率上升而被激活，“休眠”的货币政策也会被唤醒使得LM曲线也向右移动，最终国民经济将会来到D点，相比于A点，利率不变但国民收入反而上升，国民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二月初，我国口罩日产量只有1000多万只，截止到5月底，包括普通口罩、医用口罩和医用N95口罩在内，全国口罩的日产量达到2亿只；浙江省疾控中心和阿里云达摩院合作，利用AI算法将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的时间缩短到了半个小时，同时可以避免核酸检测漏检的情况；杭州首创健康码，通过支付宝就能领到健康出门凭证，加快了通行和防控的效率；在家隔离期间，也有到处奔波的外卖和快递小哥将食物和包裹送到小区门口；学生停课，但是直播和会议保证学生们听课不停学，钉钉等软件发展迅猛，让大家发现了云办公的新模式。在我们稳定局势，恢复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各地启用了热成像设施，让体温检测和信息处理融合直接带动了复工率的提升，这都是建立在中国强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的。这种几亿人在线办公、所有学生在线上课、生活物资网上实现的场景，如果没有超强的交通网、电网和互联网支持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新基建的核心就是数字化，在2018年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就明确提过数字化新基建的发展目标，包括商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而此次疫情恰恰加速了数字化新基建的落成。中国的新基建恰好和中国的国情相辅相成。首先中国是首个十亿级以上人口的工业社会，14亿人在这个工业化社会中相互合作、交流、发展，提供了巨量的数据样本，只有这样的样本量才能让数字化新基建有用武之地，疫情成为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催化剂。中国把巨量数据、基础设施、制造业和互联网四项优势全部握住。 自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持续八年维持在8%以下，劳动投入降低，资本投入产出率边际递减、全要素生产率短期难以大幅提高，资源环境也承受不了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我国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新基建”是国家用于推动产业转型的战略导向和政策导向，而新的增长点就是以创新为发展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6] [7]。 如表3所示，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逐年下降，而与互联网相关的投资在以超过10%的速度逐年增长。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的投资增加可以优化新基建的投资结构，促使我国新旧动能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 截止五月底，根据各省市发布的《2020年重点项目建设投资计划》28个省总项目约2.36万项，22个省项目总投资额约47.6万亿，22个省2020年计划投资额约8.87万亿，重点省份的项目清单见表4。 各省市公布的重点投资项目中主要覆盖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城建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和民生保障，包括5G、城际轨道、高铁等“新基建”项目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类中的重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指出为对冲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加快全国的复工复产，投资是关键一环，重点投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针对“补短板”和“强弱项”这两个方面，积极发挥投资的乘数效应并带动社会投资的跟进。通过此次疫情我们也能发现我国在卫生领域信息化建设的不足以及医疗资源准备不足的短板，疫情爆发初期传染病通报网络受人为因素阻塞、重灾区的医护资源短缺需要集全国医疗物资输送，医院和疾控中心之间衔接不畅，纷纷暴露出我国过去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缺未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而此次投资项目对“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固定资产投资应会在现有的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增加医疗物资储备、加强信息技术与卫生领域以及城市管理的交流发展，推动互联网医疗，在线问诊等，加快智慧城市的发展。 流向新基建的财政投资会带来可观的乘数效应，投资的乘数效应是指政府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对均衡国民收入提升的倍数 [8]。根据已有的对“新基建”投资乘数以及效用的研究(姜卫民、范金、张晓兰，2020)表明中国总体固定资产投资显著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大部分国家，但“新基建”所覆盖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投资乘子与经合组织中发达成员国水平相当，且中国的投资乘数与基建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因而新基建可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改革创新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受新冠疫情影响，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降低6.8%，第一季度的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0%，2020年全球GDP预计萎缩3%，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已然不可改变。美联储实施以零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调控手段，以及以无限量化宽松为代表的数量型调控手段激发企业投资动力、提升人民的消费信心。美国等国家会加速产业回流的进程，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更大的机遇也摆在我们面前，发达国家的疫情还未完全得以控制，利用好此次疫情的窗口期，使国内消费尽快恢复并且借由5G等新技术带来进一步产业升级，同时营造更加风清气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那么就意味着产业资本留在中国的收益将要远远大于成本，中国就将在未来的世界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疫情对于三大产业的影响严重，其中二、三产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6.7%，六月中旬北京地区开始出现新冠患者使得刚刚复工复产的企业以及实体店铺纷纷关门，使得小微企业雪上加霜。 我国实施了包括减税降费、多渠道筹集资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等多种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所作用的领域为基建领域，并且根据IS-LM模型分析出若货币政策生效则利率降低，国民收入不变，若货币政策未生效而财政政策生效，若投资乘数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使得利率不变国民收入上升，国民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新基建在本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以及之后的复工复产中取得相当大的成效，此次疫情加快了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以往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的战略导向和政策导向就是通过数字经济推动产业转型，提出供给侧改革，而“新基建”的乘数效应高于传统基建领域，并能激发改革创新活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