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朝周去非笔下的广西客家（夏家）人和客家话
不少论者认为客家人进入广西是在明、清之际。但是，查考史籍及客家谱牒，是早在唐代或更早就进入广西。宋太宗（967—984）时人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上说，廉州“俗有四民，一曰客户，解汉音”。到了南宋，北来客人成为钦州五民之一。民国年间调查之各县“氏族”入桂定居记录证...
一、宋朝周去非笔下的广西客家（夏家）人和客家话
不少论者认为客家人进入广西是在明、清之际。但是，查考史籍及客家谱牒，是早在唐代或更早就进入广西。宋太宗（967—984）时人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上说，廉州“俗有四民，一曰客户，解汉音”。到了南宋，北来客人成为钦州五民之一。民国年间调查之各县“氏族”入桂定居记录证明，宋代迁来者尚有不少。南宋时期，客家话成了当时广西流行的方言之一。时任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对此作了专门记载。他写道：“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广西之蒌语。如称官为沟主，母为米囊，外祖母为低，仆使曰斋捽，吃饭为报崖，若此之类，当待译而后通。至城廓居民，语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间所言，意义颇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时，晚曰晡时。以竹器盛饭如箧曰箪，以瓦瓶盛水曰罂。相交曰契交，自称曰寒贱；长于我称之曰老兄，少于我称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侄，呼至少者曰孙，泛呼孩提曰细子。谓慵情为不事产业，谓人雠记曰彼其待我。力作而手倦曰指穷，贫困无力曰力匮。令人先行曰前行。水落曰水尾杀。泊舟曰埋船头，离岸曰反船头，舟行曰船在水上。大脚胫犬曰大虫脚。若此之类，亦云雅矣！……。”这些地道的客家话在南宋时已经成为广西五种方言之一，而且客家话大量普遍地流行使用在广西的城廓里。说明客家人入桂当在北宋或更早，客家在广西，尤其是桂东南、桂东北地区的分布已经相当普遍。
周去非生于宋绍兴五年（1135），卒于淳熙十六年（1189)，字直夫﹐浙东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地理学家。周行己族孙。隆兴元年进士。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初﹐周去非曾“试尉桂林﹐分教宁越”﹐在静江府(今广西桂林)任小官﹐东归后于淳熙五年（1178）撰《岭外代答》，举凡岭南之山川、方物、社会经济、风俗语言等，皆详细记载。集中回答了当时的人们关心的问题。此书由于是当时人论当时事，其可靠性毋容置疑。其卷三《五民》：“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萎语。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三曰俚人，史称俚獠者是也。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音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疍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蜑别有记。”其中“北人”，就是客家人。
二、南宋时期闽西、粤中、粤北、粤东一带的客家话(夏语)
南宋庆元间任汀州教授的陈一新，写了一篇《跋赡学田碑》，有云：“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i]过去人们常用以说明宋代闽西已经形成独特的方言。把陈一新这条材料与同时期刘克庄咏漳州风物的诗句“风烟绝不类中州”比照着看，可见在当时人眼中，境土相连的汀州和漳州，方言和文化面貌大不相同。漳州的风俗习惯语言与中原相差巨大(“风烟绝不类中州”),再联系到时人《过汀州》诗描述汀州“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的诗句，以及南宋潮州《图经志》所述“其言语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等”的情况，可以断定南宋时闽西、粤中、粤北、粤东已然形成了一种与相邻的漳潮等地差异甚大，却与中原语音比较接近，而内部则语音特点相当一致的方音，也就是客家方言。[ii]换言之，当时闽西、粤中、粤北、粤东一带的客家话，非常接近宋朝官话。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李玘《惠州府志》载：“郡城中多正音，归善、河源相类，略近正，谓父谓爹、为爷；谓母为娘、为姐。博罗近增城，谓母为奶。海丰近潮，谓粥为麋。龙川、长乐、兴宁、和平略肖虔州，谓母谓哀，称吏曰亚公。”
据南宋《赡学田碑》记载：福建汀州自从唐朝开始“自唐至宋，风声气习，颇类中州”。明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李士淳公在修程乡县志时批注：“一郡言之，则郡人土音，近于漳泉，程人土音近于汀赣惠诸郡。”这里的赣，是指整个江西。《嘉应州志》卷八载：“嘉应州及兴宁、长乐、平远、镇平（蕉岭）四县，并潮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紫金）、龙川、河源、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皆可相通。”
三、宋朝时期潮汕汉族客家（夏家）人与福佬人
汉族移民迁入潮汕地区，到宋代以后才开始有较大的规模。从潮汕的方志、家谱资料考察，汉族移民迁居本区，有三个重要来源：第一、宋代师官落籍，第二、南宋末随二帝播迁的军民，有部分散居在本区，第三、元末到明初，由闽赣迁入的家族。人口规模最大的当数第三个来源。迁入潮汕地区定居的汉族人，大致可分为福老人和客家人两个支系。两个支系的最重要区别是语言：福老人讲属于闽南语系的潮汕福老话，客家人讲客家话。再从移民潮汕的播迁路线来看，“福佬人由福建南部沿海岸而移植，客家人则由江西逾岭，在虔、汀、梅之交，即由山脉向闽粤山地逐渐分布。从迁移地理论之，福佬从海线来，可名曰海系，客家随山脉而迁，又名曰陆系”[iii]。福老人自水路迁来，沿海或傍江河而居，开发平原荡地。土著蜑人，多与福佬接触而融合于此支系中。客家人沿山路移入，所居多在山僻，从事山区开发。这些山区本是畲民的聚居地，因此，客家人融入畲人成分不少。在迁入潮汕地区的漫长历程中，福佬人和客家人融合了大多数畲族土著，成为本地区人口的主干。从历史考察，先到广东的汉人从秦汉已经开始，他们与越族融合，成为在广东的早期客家人，遍布广东的东西南北。因此，客家人大规模进入潮汕地区明显要比福老人要早一些。福老人是广东越族土著和广东白话人、客家人对来自福建的操闽南方言的人的称呼。
闽人迁徙广东，主要分布在粤东潮汕地区和粤西的雷州半岛及其周围地区。现代闽语区潮州片，主要分布于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此片与福建相邻，宋代移民最多。南宋祝穆《方胜览》卷36《潮州·事要》云：“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土俗熙熙，无福建广南之异。”可见，潮州操福佬话的人从福建移民而来，其语言、风俗均与闽南人相同。从这个角度看来，操潮州闽南话的潮州人，也是宋代时期的广东之外来者。客家人把来自福建的操闽南话的人，称为“福佬人”。
四、广州白话文化源自冼夫人文化（高凉文化）
据《隋书》记载，俚人“刻木为符契”，并没有文字，自冼夫人与冯宝联姻后，她“诫约本宗，使从民礼”，并身体力行，使俚话和汉语言文字相结合，形成了岭南独特的语言体系白话。《梁书·侯景传》中一篇诏文可以证明这一点，该诏文曰：“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浃寓归仁，锦区饮化，开疆辟土，跨翰海以扬镳；来庭入觐，等涂山而比辙。玄龟出洛，白雉归丰。鸟塞同文，胡天共轨”。可以说，白话文化就是冼夫人文化，它是汉俚结合、民族统一的历史产物。隋书记载冼夫人讲了六段话，用了四个第一人称的“我”字，而古语一般用“吾”字，或用谦称，或省略，话中用了许多现在广州白话仍用的倒装句，以及一些白话常用的词，如“得至”、“经今”、“向”、“好心”等。高州是古百越族俚人聚居的中心地带，南朝至隋唐时期，在其杰出首领冼夫人和她的后裔的统领下，成为当时岭南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一个曾在粤西大地生息了千年的民族，即古高凉的俚人后裔，至今仍可以从地名、语言、民俗等领域找到依据。广州白话文化源自高凉文化。广州白话文化的珠玑巷来源，只是传说，只是支系，不是源头，更不是主流。
五、南宋周去非笔下的福建、广东的蜑户及其岭南猺人
广东地区的水上蜑户源远流长，是古代东南沿海与俚（黎）族有远亲关系的少数水上民族，他们的船只在中国广州和福州形成密集的水上聚居区，古称“旦”、“蜒”、“疍”、“蛋”以及“龙人”、“鲛人”等，还有“白水郎”、“庚定子”、“科题”、“曲蹄”等俗称。他们“以船为生，居无室庐，专以捕鱼自赡”。北宋初《太平寰宇记》中《泉州·风俗》条载：“白水郎即此洲之夷户，……。”有不少权威专家指出，广州白话文化的源头来自水上；也有不少权威专家认为广州白话文化，根源在粤西的高凉文化。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蜑蛮“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凡蜑极贪，衣皆鹑结。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妇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自能孩，其母以软帛束之背上，荡浆自如。儿能匍匐，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则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篷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蜑舟泊岸，羣儿聚戏沙中，冬夏身无一缕，眞类獭然。蜑之浮生，似若浩荡莫能驯者，然亦各有统属，各有界分，各有役于官，以是知无逃乎天地之间。广州有蜑一种，名曰卢停，善水战。”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说：“猺人者，言其执徭役于中国也。静江府五县与猺人接境，日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县。猺人聚落不一，最强者曰罗曼猺人、麻园猺人。其余曰黄沙，曰甲石，曰岭屯，曰褒江，曰赠脚，曰黄村，曰赤水，曰蓝思，曰巾江，曰竦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黄意，曰大利，曰小平，曰滩头，曰丹江，曰縻江，曰闪江，曰把界。山谷弥远，猺人弥多，尽隶于义宁县桑江寨。猺人椎髻临额，跣足带械，或袒裸，或鹑结，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酋则靑巾紫袍。妇人上衫下裙，斑斓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极细，俗所尚也。地皆高山，而所产乃辎重，欲运致之，不可肩荷，则为大囊贮物，以皮为大带挽之于额，而负之于背，虽大木石亦负于背。猺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年丰则安居巢穴，一或饥馑，则四出扰攘。土产杉板、滑石、蜜蜡、零陵香、燕脂木。静江五县沿边，唯兴安、义宁县官，任满有边赏。”
（本文选自詹泉洲《全球客家史》第五卷。）
[i]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1。
[ii] 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第165-166页。
[iii] 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