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玫导演的新作《红楼梦之金玉良缘》自8月16日上映以来，便因其对《红楼梦》改编尝试而引发了广泛讨论与争议。豆瓣开分3.7，票房更是惨淡，上映7天，难破500万元，预测总票房已从1200万元一路降至600万元。数据难看，戏外“热闹”不断。导演胡玫发文控诉有个别账号肆意抹黑，诋毁演员；电影路演时，黛玉、宝钗的饰演者张淼怡、黄佳容谈...
胡玫导演的新作《红楼梦之金玉良缘》自8月16日上映以来，便因其对《红楼梦》改编尝试而引发了广泛讨论与争议。豆瓣开分3.7，票房更是惨淡，上映7天，难破500万元，预测总票房已从1200万元一路降至600万元。数据难看，戏外“热闹”不断。导演胡玫发文控诉有个别账号肆意抹黑，诋毁演员；电影路演时，黛玉、宝钗的饰演者张淼怡、黄佳容谈及对自身角色的理解，一个称林黛玉“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一个称薛宝钗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得到一个爱自己的丈夫，没有可以回忆的爱情”——又被网友摘出来示众声讨，认为其对角色的理解片面、浅薄、庸俗。“经典文学改编是雷区？”“一黛不如一黛？”“名著影视化究竟应该怎么改？”卓舟为25考研er整理了由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延伸的所有戏影考点！一起掌握知识吧~“文学是影视的灵魂，影视是文学的翅膀。”中国电影史与电视史的发展与经典文学影视化的进程紧密交织，呈现出一种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的态势。中国第一部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是由任庆泰执导，谭鑫培主演的电影《定军山》，这部电影于1905年拍摄，改编自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第70和71回，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电影，也是中国第一部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这部作品标志着中国文学经典开始进入影视化改编的初步尝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58年，随着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前身）播出第一部电视剧，中国电视剧经典文学影视化发展史也正式拉开序幕。《一口菜饼子》改编自《新观察》杂志上的同名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经典开始进入影视化改编的初步尝试。然而，早期的影视改编受限于技术条件和创作经验，作品数量少且质量参差不齐。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剧产业的逐步成熟，名著改编才迎来真正的春天。1981年，根据《水浒传》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武松》播出，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名著改编电视剧的诞生。随后，中央电视台相继完成了《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四大名著的影视改编，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更成为海外传播的中华文化名片。这些改编作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巧妙融入现代审美元素，为名著的影视化改编树立了典范。除了四大名著外，鲁迅、老舍、莫言等文坛巨匠的作品也纷纷被搬上荧屏。如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通过强烈的色彩对比和独特的叙事手法，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的复杂面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一时期的改编作品不仅丰富了观众的视野，也促进了文学与影视艺术的深度融合。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名著改编工作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改编的题材不再局限于古代四大名著和少数文学巨匠的作品，而是扩展到各类题材、各种时代、各式情节的文学作品。从现代文学到当代小说，从红色经典到网络小说，各类文学作品纷纷登上银幕和荧屏。“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学成果，其影视改编经历了三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如《吕梁英雄》、《铁道游击队》等。第二次热潮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电视的兴起，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再次被改编成电视剧，其中不乏佳作频出，影响深远。例如，该剧根据都梁的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亮剑》以李云龙这一虚构的八路军将领为主角，展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军人的英勇无畏与智慧谋略，其鲜明的角色塑造和紧张的剧情设置赢得了广泛好评；该剧根据石钟山中篇小说《父亲进城》改编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则通过石光荣一家三代人的故事，细腻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普通军人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展现了那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牺牲与奉献；该剧根据军旅作家徐贵祥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历史的天空》则将视角聚焦于基层军官姜大牙的成长历程，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引发了观众对于历史、人性和命运的深刻思考。第三次热潮则是从2011年至今，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再度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如《智取威虎山》、《铁道飞虎》等作品的多个改编版本相继问世。在名著改编的实践中，创作者们不断探索多样化的改编策略。一方面，他们注重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内核和主要情节，力求在影视作品中再现原著的魅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注重融入现代审美元素和时代精神，使改编作品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例如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借鉴了好莱坞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思路，以精彩的情节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依旧吸引了大量观众。《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在剧本改编层面遭遇的核心挑战在于其显著偏离了原著《红楼梦》的精神内核。原著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者错综复杂的情感脉络，深刻剖析了封建社会的多重矛盾与悲剧性，而影片却将焦点转向贾府财政困境的解决，并引入大量未经原著明确阐述的阴谋论元素，特别是“贾家侵吞林家财产”情节的显著放大与影视化再现，此举虽为首次尝试，却使影片沾染了浓厚的功利色彩，忽略了原著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与深邃的社会批判，削弱了其艺术价值，难以激发观众的共鸣与深思。此外，影片在叙事结构上亦显露出短视频拼凑的弊端，各情节片段间逻辑断裂，整体叙事缺乏连贯性，严重破坏了原著精心构建的时空框架与叙事逻辑。诸如宝钗未入府而黛玉已生醋意等情节安排，不仅令人费解，还违背了原著的情感发展脉络。同时，诸如黛玉葬花、宝黛共读西厢等经典场景被提前至大观园建成之前，而螃蟹宴、刘姥姥进大观园、海棠诗社等体现贾府等级秩序与社交风貌的关键桥段则被拆解重组，这一系列改动不仅削弱了原著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性，也削弱了观众对于原著故事的认知体验，损害了其作为文学经典改编作品的应有价值。在胡玫导演对《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的演员选拔理念中，她强调了尊重原著中青春萌动的情感阶段，意图在年轻演员心中播种角色成长的种子。然而，从影片制作团队的实际表现来看，这一初衷并未得到妥善实现。导演胡玫与编剧何燕江在解读《红楼梦》时显然偏离了原著精髓，如将林黛玉二进贾府提前至开篇，这一大胆却失当的改编直接导致了影片时间线与剧情逻辑的混乱，反映出创作团队对原著理解的不足。胡玫导演虽意图传达青春自主、勇于追求个人理想的主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能准确把握原著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深度。林黛玉作为原著的灵魂人物，其才情与敏感、多疑的性格特质在影片中被简化为单一化的“恋爱脑”形象，缺乏原著中的深度与层次。特别是在处理周瑞家送花等经典情节时，林黛玉的行为被过度夸张为无知与任性，严重损害了这一角色的艺术魅力与观众的情感共鸣，演员选拔理念上的美好愿景因创作团队对原著理解的偏差与改编手法的失当而未能实现，反而导致了影片在叙事逻辑、人物塑造等多方面的失败。《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在宣传策略上，极力渲染导演胡玫长达19年的筹备历程与巨额投资，特别是为影片量身定制的大观园建设，营造出高度期待的氛围。然而，就影片的视觉效果而言，其表现却与预期相去甚远。特别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一幕，其视觉效果未能摆脱廉价页游风格，与庞大的制作成本形成鲜明对比，显得颇为低俗。而在“黛玉葬花”这一经典场景的处理上，影片则过度依赖无人机拍摄与特效堆砌，忽视了镜头语言的细腻表达，导致画面虽美却空洞无物，与原著意境相去甚远。在角色塑造方面，影片同样存在显著问题。林黛玉作为《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其形象特征在原著中有明确描述，但演员张淼怡的演绎却未能准确捕捉这一精髓。其眉宇间缺乏原著所述的“似蹙非蹙”之感，眼神亦不够含露多思，加之嘴唇偏厚，难以传达出林黛玉的敏感与多虑。同样，刘姥姥与王熙凤的角色塑造也偏离了原著设定，前者被塑造为“土财主”形象，与原著中的农村老妪相去甚远；后者则过于成熟且心机外露，忽视了王熙凤复杂多面的人物性格，让角色沦为了单一的“反派”纸片人。在名著改编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忠实原著与改编创新的关系一直是创作者们面临的难题。一方面，忠实原著是改编作品赢得观众认可的基础；另一方面，过度的忠实又可能导致作品缺乏新意和时代感。当代中国的影视剧改编形式复杂，”虽然大众文化以其强大的力量抗击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束缚，但主流文化依旧捍卫着文化理想的尊严并不断向大众文化的文化品位和格调提出批评和警示。”所以，对于名著的影视剧改编不仅要实现受众普遍文化观念的传递，同时还要迎接来自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挑战。相比于内地严肃、中规中矩的文化氛围，香港文化混杂着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要素，在香港影坛出现一些大话颠覆作品，诸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等，相比以往当下文化氛围已具备包容此类影片的评价体系，而如今奉为圭臬的《大话西游》在上映之初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大话西游》这一冷一热现象的反差，其实正体现出观众们对于作品文化观念的区别对待，受众总是热捧那些符合自我文化观念作品，而对于那些无厘头作品总是反映迟疑，然而当大众文化将后现代、无厘头式的文化现象不断包容时，人们也对此开始追捧起来，于是《大话西游》在忠实原著与改编创新方面从前瞻性实现了平衡。名著的影视化改编不仅仅是文字到影像的简单转换，更是文化、审美、叙事等多个层面的综合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创作者们需要面对诸多难题，如如何准确传达原著的情感和意境、如何处理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关系、如何平衡原著的文学性与影视的视听性等。这些难题的解决需要创作者们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影视创作经验。本雅明在著名的机械复制艺术理论中提到”在艺术作品的可技术复制时代中，枯萎的是艺术作品的氛围。”“很明显，本雅明所说的“氛围”正是文学小说所引以为傲的“韵外之致”，这是一种神秘的，富有审美享受的特征，是语言本身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艺术享受。大众总会因为文学作品的真切描绘而变得兴奋、会对作品中的情境心驰神往，这是语言的魅力所在，所以，当文学作品影视化拆解搬上荧幕时，会伴随着语言“韵味”的消解，这是媒介转换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当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时，受众的期待视野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它区别于文本期待视野“从无到有”的过程，更加贴切的表现为”从有到有”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从文本这种原始存在过渡到影像的改编存在，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期待视野是建立在文学故事原貌整体基础上的合理期待，与最终影像结果有着切实的对照，表现出文本与影像间的对抗。在这一比较中受众流露出对影像的明显苛刻，他们着力挖掘影像与原著间的差异进行批判，并对此构建自己基于文本的期待阈值。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角，比较87王扶林版与10李少红版林黛玉形象，受众更加接受87版陈晓旭饰演的黛玉，她将纤纤、孱弱、娇羞、泪光点点的神韵刻画的淋漓尽致，让人们感觉活脱脱的黛玉就是如此；而10版黛玉形象，多了几分矫揉造作，过度仙化，引来受众不满。显然从文学到电影，随着受众感知的客观对象发生变化，受众自我感受也发生了变化，而这种作用于文本与影视不同对象的期待视野的变化也形成了不同方式的评判，因而改编者在改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这一变化。读者阅读时是个人一元化”期待视野”的展示，只对个人负责，而观众观看时是众人多元化“期待视野”的呈现，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必须要区别对待。改编者投身到文学经典的改编是需要勇气的，这种选择与尝试，一方面是受到名著自身魅力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当下剧本市场匮乏的表现。在谈到如何忠实于原著，陈犀禾认为：“一方面是忠于原著形象的历史真实，不能进行反历史主义的改造；另一方面是要从我们今天的历史高度来认识和开掘这些形象，而不仅仅拘泥于作者当时的认识。”以杨洁导演的1982年版《西游记》电视剧为例，历经六年精心打造，其成功不仅在于对原著的忠实再现，更在于对原著精神的深刻把握与艺术创新，以至于时至今日依旧循环荧幕深入人心。87版《红楼梦》在周汝昌、王蒙等一众学者参与下，虽秉持"遵循原著、忠于原著"的创作宗旨，但在后六集中却依据脂砚斋批注及红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大胆创新，为原著未竟之篇提供了新颖且贴近曹雪芹原意的解读视角。周汝昌先生更是将此版剧本誉为"首个全面性的红楼剧本"，并赞誉其勇于突破程伟元、高鹗续本的桎梏，尝试构建一个更加贴近原著精神的"后半部"。由此可见，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作品，其本质是对原著的一种再阐释与再创造，但同时无法完全剥离原著的印记。因此在创作此类改编作品时创作者往往需要在"忠实"与"创造"之间寻求平衡，既敬畏原著的权威，又必须勇于探索新的艺术表达，这种探索不仅是对原著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更是对时代审美需求的积极回应。文学作品以其抽象性为特质，通过语言的构建，激发读者在“联想域”中自行塑造故事场景与人物形象，这一过程涉及读者主观经验与语言艺术的深度融合。相比之下，影视产品作为高度直观化的视听艺术，其优势在于能够直接呈现具体物象，并借助声音、画面等多元媒介，引导观众深入语境，体验情感共鸣。影视表达若要兼顾情感深度与文学魅力，则需深刻挖掘艺术语言的隐喻性与象征性，以实现对原著精神内核的忠实再现与创造性转化，韩国导演安畔锡的2019年作品《春夜》为此提供了范例。安畔锡导演在这部剧中运用镜头语言与音乐氛围，细腻捕捉文学作品中那些微妙而深刻的情感瞬间，如篮球场上的不期而遇、图书馆内的默默寻觅、聚餐桌上的细微关怀等，这些克制的细节与隐晦的情绪表达，不仅激发了观众的联想与补全心理，还巧妙呼应了文学中的“留白”艺术，赋予影像以更为丰富的解读空间。《春夜》的影像叙事展现了高度的文学性，它成功地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细节转化为触动人心的视觉语言，既保持了生活的真实性，又不失其艺术美感。影片通过对爱情发展逻辑的细腻描绘，以及现实挑战的深刻揭示，构建了爱情故事的立体维度，同时融入女性意识的探讨，为文学性影视化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这一实践表明，影视创作在追求视觉震撼与叙事流畅的同时，亦应重视对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以实现艺术价值与情感共鸣的双重提升。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的典范，赋予读者阅读享受与深层反思；而电影，作为图像与音频技术融合的产物，则以其直观性、沉浸感，为观众提供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实现了抽象概念向具象感知的转化。电影作为现代艺术的杰出代表，在色彩运用、语境构建及“语言能指”的创造上，均需深刻理解原著精髓。以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为例，影片并未止步于色彩的情感象征层面，而是通过提升色彩的表意性、象征性、代言功能及时代共鸣，赋予了画面更为丰富的内涵。如鲜红“活着”二字置于黑色背景之上，不仅象征着生活中的光明与黑暗并存，生命的坚韧与牺牲，还预示了故事走向与人物命运，展现了深刻的哲学思考。电影镜头展现的富贵的人生，从赌场浮华到战场残酷，再到家庭悲喜，每一幕都伴随着色彩与物象的精心布局，传递出强烈的心理暗示与时代共性，弥补了文学作品在直观表达上的局限。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得以身临其境地体验角色情感，感知文学作品难以言喻的深邃与力量。因此，技术与视听手段应服务于这一情感与认知的深化过程，而非单纯追求形式上的炫目，确保艺术表达的真实性与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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