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是华亭（即今上海）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诗文成就尤为突出。本人通过大量的史料实证，简要描述了宋代王安石、梅尧臣等宋代流寓作家，以及赵孟頫、杨维桢等元代作家在华亭的诗文创作，梳理和揭示了华亭诗文在中国当时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应有关系。 宋元 华亭 诗文 孙琴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
宋元时期是华亭（即今上海）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诗文成就尤为突出。本人通过大量的史料实证，简要描述了宋代王安石、梅尧臣等宋代流寓作家，以及赵孟頫、杨维桢等元代作家在华亭的诗文创作，梳理和揭示了华亭诗文在中国当时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应有关系。 宋元 华亭 诗文 孙琴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一、经济、文化的明显发展 今之上海，在唐代称华亭县，还是个不起眼的江南海隅，直到到宋元，情况则大为改观。 由于华亭县所辖的青龙镇地处江海交接，据沪渎之口，沿吴淞江可直达苏州，同时又有顾会浦使它与华亭县城相沟通，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交通要冲，使它的港口贸易逐渐兴盛，不久便成为太湖流域东部地区重要的棉粮等农副产品转口贸易港，当时江南所卖官酒，都在此酿造；而茶场和盐场也逐渐增多。正由于酿酒业、茶业、盐业以及水上交通的发达，使这个昔日人烟稀薄的小镇，居然成为一个船舶云集、市镇繁荣、商家频往、异货满街的热闹之地。 与此同时，佛教文化在青龙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唐代建报德寺和清院的基础上，至耸代又加兴建，当时镇内已有三亭、七塔、十三座寺院，并把报德寺改称为南寺，国清院改称为隆平寺。 “靖康之变”以后，北宋灭亡，金兵继续南下，宋高宗赵构只得渡过长江，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江南人口剧增，文化发展，这对于华亭县的发展也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再加上华亭僻处海隅，在耸金兵战之际，许多移民为避战火，纷纷前来避难，使这里的居住人口也多起来了，达近10万户。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到了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将华亭县升为华亭府。次年改称松江府，仍然设置华亭县，归松江府管辖。过了十三年，即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认为华亭县地大户多，民物富庶，难以治理，上奏朝廷，建议华亭县以外另置上海县。朝廷准奏，于是划出华亭县东北五乡分设上海县，并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式成立，也归松江府所管辖。此时上海县人口已达7万户。 几乎也是在十三世纪的宋元之际，在今上海市中心北面的嘉定、崇明等地，在行政区域上也正发生着一些变化。如嘉定在隋唐时称疁城乡，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在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把昆山县下属的安亭等五乡割划出来，另设置了嘉定县。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又把嘉定县升为嘉定州。现在的崇明岛本力海滨沙洲，五代初曾设崇明镇于西沙。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置天赐盐场，录属于通州。到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为崇明州，但与长江以北的几个个县同录属于扬州路。 另需提及的是，今上海市中心东南面的金山区，在明代方建金山卫，至清淌代（1724年）才改置为金山县，但实际上在北宋年间便是一风景旅游点。据宋吴聿《观林涛话》记载：“华亭并海有金山，潮至则在海中，潮退乃可游山。有寒穴泉，甘冽与惠山相埒。穴在山麓，泉钟其间，适与海平。”王安石曾到此游历，故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华亭有寒穴泉，与无锡惠山泉味相同，荆公尝有诗云。”王安石的诗为五律，题为《寒穴泉》，诗云：“神泉冽冰霜，高穴与云平。空山泻千秋，不出鸣淹声。山风吹更寒，山月相与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烦醒。” 总之，在宋、元二朝，特别是十三世纪，上海的行政区域有了比较明显的扩展，经济、文化以及旅游资源也得到了相当的开发，并吸引了各方名流利作家诗人，他们在此留下了许多灿烂的诗文作品，对上海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梅尧臣、王安石等宋代流寓作家在华亭的诗文创作 众所周知，自近世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上海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寓居上海的外来作家和文化名人的力量和影响。其实，这种情况在古代就已显端倪，而宋元两代因为经济的渐兴和水陆交通的发达，南来北往的客流量增多，情况尤为明显。 我们从清代修撰的各种上海方志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华亭县志》、《上海县志》，或是《青浦县志》、《崇明县志》等，凡自宋起，名宦、文学栏目中的人物开始增多。实际上，自北宋中叶开始，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如梅尧臣、王安石、林景熙、唐询等人便已流寓或驻足华亭，并在此留下了美好的诗文。 梅尧臣（1002—1060）是北宋中叶的著名诗人，当时与苏舜钦齐名，人称“苏、梅”。由于宋初杨亿、钱惟演等专学“西昆体”，写诗徒重华丽词藻，梅尧臣、欧阳修等对此不满，力求平淡自然，以矫靡丽之风，两人对扭转宋初诗风的影响很大。因为梅尧臣的叔父梅询曾任苏州知府，他也便常来往于苏州和华亭青龙镇之间，曾撰《青龙镇志》（已佚）。还写过《过华亭》一诗： 晴云嗥鹤几千只，隔水野梅三四株。欲问 陆机当日宅，而今何处不荒芜。 诗中概括地描写了在华亭的所见之景，也写到他曾想去寻觅陆机旧宅的念头。所巧的是他一次在华亭坐船时还意外地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谢师道，作《逢谢师道》一诗中有，“昔岁南殃道中别，今向华亭水上逢”之句。不过，在梅尧臣写华亭诗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青龙海上观海》，全诗如下： 目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迥如鼻吸。老鱼 无守随上下，阁向沧州空怨泣。推鳞伐肉走千 艘，骨节专车无大及。几年养此膏血躯，一旦 翻为渔者给。无情之水谁可凭？将作寻常自轻 入。何时更看开潮儿，头戴火盆来就湿。 诗中在写观海潮的同时，也写到了当时青龙镇一带捕鱼业的繁忙、兴盛和“弄潮儿”的艰辛。 王安石（1021—1086）是当时的宰相，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游踪很广，所到之处，有写诗作文的习惯，故今传的《王文公文集》中纪游诗不少。他在游览华亭时，曾写过好儿首与华亭有关的诗。如他的《陆机宅》，是写他寻觅陆机故居情景的一首五律： 古物一已尽，嗟此岁年深。野挑白着花， 荒棘徒生箴。竿竿谷水阳，郁郁昆山阴。俯仰 但如昨，游者不可寻。 王安石距陆机那个时代，已有七百多年光景，陆机旧宅里的故物早已荡然无存，徒有野花荒棘而已。但“昆山”作为华亭九峰之一，却郁郁葱葱，在当时就已小有名声。王安石对荒凉景色的描写，只是表现了他对陆机的怀念和感叹。他另写有《松江》二首，也是描写华亭景色的，其一云： 宛宛虹霓堕半空，银河直与此相通。五更 漂渺千山月，万里凄凉一笛风。鸥鹭稍回青霭 外，汀州时起绿芜中。骚人自欲留佳句，忽忆 君诗思已穷。 其二云： 来时还似去时天，欲进来时已惘然。只有 松江桥下水，无情长送去来船。 诗中虽然有着送人惜别之情，但却以消淡的笔调，勾勒了当时松江的风貌。从诗中的“鸥鹭稍回青霭外，汀州时起绿芜中”诸句看，当时华亭的生态环境还是撮好的。而华亭的青龙镇则更显繁华，夷夏之人交杂，东南之货集聚，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景舰纷呈，迪功郎应熙所撰的《青龙赋》，便主要描写了华亭青龙镇这种繁华景象。他在其中写道：“古得华亭之秀色，晓鹤唳清风，咫尺天光，依稀日域。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获当东南之物。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桥架霓……龙舟为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 林景熙（1242—1310）为南宋的著名诗人，号霁山，平阳（今浙江平阳）人，曾任礼部架郎、从政郎诸职。南宋灭亡后，他隐居乡间，坚不出仕，并以探药为名，与谢翱等人共把宋帝的骸骨埋葬于兰亭。由于他追念宋室，故其诗多感怀故旧，风格凄怆。在他的隐居漫游生涯中，也曾来过华亭，游览过三泖之景，并写下《三泖》一诗： 泖口乘寒浪，湖心散积愁。菰蒲疑海接， 凫雁与天浮。泽国无三伏，风帆又一州。平生 漫为客，奇绝在兹游。 诗中流露出黍离之感和故国之思，但以“奇绝”二字看，诗人对三泖韵景色是相当赞叹的。而从“菰蒲疑海接，凫雁与天浮”一联中，仍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南宋末年上海的自然景观。 不过，在宋代的上海文学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曾担任过华亭县令的文学家唐询。 庸询的生卒年已难考。只知他字彦猷，钱唐（今浙江杭州）人，宋仁宗天圣年间赐进士及第，约与梅尧臣等同时，除担任过华亭县令以外，并曾在朝廷中担任过工部员外郎、起居注、知制诰等职，还出任过杭州、苏州、青州等地的知府，拜翰林学士，他去世以后，朝廷赠礼部侍郎，有诗文集传世。据《皇宋书录》载：“唐彦猷，弟诏彦范，俱擅一时才雅之誉。彦猷知书好古，彦范文章气格高简不屈，竦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遗一小札，亦必华牋妙管。”由此可见，唐询及其弟是当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人雅士。 也许是做过地方官的缘故，庸询对华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常在诗中通过对华亭风光的描述流露出来，如他的《昆山》一诗： 玉人生此山，山亦传世名。崖风与穴水， 消越有余声。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欹倾。不 如鹤与猿，栖息尚全生。 作者在咏华亭昆山之美的同时，主要还表达了对陆氏兄弟文才的赞美以及不幸死于乱军之中的感慨。当时华亭东南仙山乡有顾亭一地，唐询曾写有《顾亭林》一诗，其中写道：“平林标大道，曾是业王居。旧里风烟变，荒原草树疏。” 此诗主要写顾亭的树林，并借古今的变化而抒发情怀，诗中似乎也有较深沉的感叹意。“野王”即顾野王（519—581），与陆机同乡，是南朝梁代著名的画家和科学家，对天文、地理、占候诸学无所不通，当时顾亭里仍保存着他的故居，庸询观而有感，故作此诗。 在顾亭曲面，又有柘湖，唐询又曾作《柘湖》一诗，我们从其中的“湖连大海滨”诸句看，当时的柘湖每当涨潮之际，便与大海连成一片；从“渺渺旁无地，滔滔孰问津”这一联来看，当时的华亭东南乡一带仍是水乡泽国，而每当潮来之时，便会变成一片汪洋。末二句仍有感叹意。 从诗的描写内容来推测，以上这些诗差不多作于同一时间，应是唐询任华亭县令期间所作。诗人一方面赞叹着这里曾经拥有过的先贤名人，一方面又为眼前的景色而无限感慨，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此外，当时在这儿任职或流寓过的文学家尚有叶消臣、郏直等。叶、郏两人都擅长诗文，《宋史·叶清臣传》说他著有文集一百六十卷，是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曾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他的游踪很广，有些纪游诗很有特色。郏是朱仁宗嘉二年（1057年）进士，曾任温州知府等职，他的文名不如叶清臣，但《宋诗纪事》卷二十二以及《中吴纪闻》等书中也载有他的诗。 由此可见，在宋代，到上海来任职或流寓的作家文人较唐代已大大增多，使陆氏兄弟殁后沉寂七百多年的上海文学又出现了新的起色。到了元代，这里的文学更是得到令人瞩目的发展。 三、赵孟頫、杨维桢等元代作家的诗文创作 在元代，外地到上海地区游览、任职、寓居的作家和出身于上海地区的作家明显增多。除凌岩、钟惟善等少数人以外，像赵孟頫、杨维桢、贡师泰、王逢、倪瓒、张翥等，不仅时候元代上海地区的重要作家，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其中特别是赵盂頫、杨维桢二家，不仅文学成就突出、文学地位重要，而且与上海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清人所修的《上海县志》、《青浦县志》、《松江府志》等则都提到杨维桢：《上海县志》、《青浦县志》等则分别提到贡师泰。这说明当时这些文学家在上海境内涉足的范围很广，我们在论述元代的上海文学状况时，不能不提到他们。 赵孟頫（1254—l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湖州）人。他本是宋宗室，是宋代秦王赵德芳之后，他的六世祖赵偶是南宋孝宗皇帝赵窨的父亲。南宋灭亡后，元世祖忽必烈命程钜夫搜访江南“遗逸”，赵孟頫被程钜夫荐举到朝廷，担任了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刑部主事、翰林学士承旨等职。曾多次到松江一带游历，写下不少诗歌、书画。他去世以后，朝廷追封他为魏国公，文敏。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赵孟頫是个著名书画家，实际上他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文都很精擅，而且通社会经济之学和音律。《元史·赵孟頫传》说：“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由此可知，对于赵盂頫仅知书画不知其余的偏见，在元代就有。现在的《辞海》至今对赵盂頫不冠以文学家之名，只说他“能诗文”，这是很不全面的。实际上他是元代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有《松雪斋集》。 明著名诗评家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六中曾说：“宋五言律胜元，元七言律胜宋。”而赵孟頫不仅是元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并且最擅长七言律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如《闻捣衣》： 露下碧梧秋满天，砧声不断思绵绵。北来 风俗犹存古，南波衣冠不及前。苜蓿总肥宛腰 袅，琵琶曾泣汉蝉娟。人间俯仰成今古，何待 他时始惘然。 不过，最著名的《岳鄂王墓》：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 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 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 山色不胜悲。 由于赵孟頫本是赵宋王朝的宗室，所以他对南宋的灭亡比其他人表现出更多的亡国之痛和黍离之悲，诗中在叹惜英雄岳飞屈死的同时，也指斥了南宋君臣的苟安偷生。他的这种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在他的许多七律中都有流露，如“搔首风尘双短鬓，侧身天地一儒冠。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又如“湖山靡靡今犹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都很分明地表达了诗人的同一感慨。 赵孟頫现共存诗约二百二十六首，其中七言律诗最为胜场，其次则为五言古诗，而五言律诗和绝句又其次。其七言绝句时有佳者。如：“溪头月色白如沙，近水楼台一万家。谁向夜深吹玉笛，伤心莫听《后庭花》。”就被胡应麟推为“元绝妙境”。 此外，赵孟頫的散文也很值得注意，淡远高古，清俊有致，在元人中自成一家。如《吴兴山水清远图》中的一段： 南来之水，出白天目之阳，至城南三里而 近汇为玉湖，汪汪且百顷。玉湖之上有山，童 童状若车盖者曰车盖山。由车盖而西，山益高 ，曰道场。自此以往，奔腾相属，弗可胜图矣 。其北小山坦迤，曰岘山，山多石，草木疏瘦 如牛毛。诸山皆与水际，路绕其麓，远望唯见 草树缘之而已。 文笔简洁，叙述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关键处淡笔一点，山水草木之状便跃然眼前。后明清人小品文，多学此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赵孟頫的文学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然论其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于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后也。”虞集、杨载、范椁、揭侯斯都是元代公认的最有成就的文学家，诗、文齐名，故后人常有此并称，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赵孟頫虽以书法驰名，文学上没有与此四人并列，但成就也足以与他们相顽，实际上就是认为赵孟頫照也可以与他们并驾齐驱，是元代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别号铁笛道人，东维子，诸暨（今浙江诸暨）人，泰定进士，曾任天台县尹、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等职。元末发生战乱后，他避居富春山，张士诚慕其名，曾多次召请他，均不赴。晚年迁居华亭。在迎仙桥堍建拄頫楼、草玄阁，住了一段时间，又在东禅寺附近百花潭筑室居住，号“小蓬台”。由于他精于诗文、音律，才名甚大，又能书善画，因而四方文人，皆纷至沓来，与他交往。史书载：“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后，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当时华亭名胜九峰、三泖之间，经常山没他的身影。朱元璋建明朝，闻其大名，以为前朝文学元老，派人来华亭其家，召他纂修礼、乐书志，他谢绝道：“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次年又来请他，他写了一首《老客妇谣》以明不仕两朝之意。朱元璋也理解他，派安车接他赴京，结果他把修书体例略定以后，便请回华亭。皇帝成其志，又派安车送回。抵家即卒，终年七十五岁。葬松江天马山。石湖荡有其手植罗汉松一株，号“江南第一松”，所遗著作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乐府补》、《复古诗集》、《丽则遗音》、《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加收录。 杨维桢重性情、个性，傲物不羁，主创新，反蹈袭，好驰骋异想，喜用奇辞，注重藻饰，创“铁崖体”，名噪一时，对元末和明代上海地区乃至全国诗风产生很大的影响。与赵孟頫一样，杨维桢首先也以诗驰名，近体诗自然是他的强项之一，《钱塘怀古率堵无傲同赋》、《雨后云林图》等都曾引起人们的关注，《无题效李商隐体》四首清词丽句，情韵并茂，足以显出他在这方面的才华。三泖当时便是华亭的风景名胜，他曾以《三泖》为题，描写过这里的绚丽风光： 天环泖东水如雪，十里竹西歌吹回。莲叶 简深香露卷，桃花扇小彩云开。九朵芙蓉当面 起，一双近人来。老夫于此兴不浅，玉笛 能吹鹅浪堆。 不过，代表着杨维帧诗歌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最能显示出其诗歌风格和艺术个性的，还是他的乐府诗，后人每每所称的“铁崖体”，主要也就是指这部分作品而言的。杨维桢的这些乐府诗，基本上多集中在《铁崖古乐府》中，前人所作的各种乐府，诸如《江南弄》、《子夜歌》、《团扇歌》等，他几乎都曾尝试过而有别具一格。这些乐府诗不仅设色绚烂，辞藻美艳，而且纵横跌宕，一气流走，颇有李、杜、元、白之遗风，如《花游曲》： 三月十日春濛濛，满江花雨湿东风。美人 盈盈烟雨里，唱彻湖烟与湖水。水天虹女忽当 门，午老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投飞步，步上 山头小真墓。华阳老仙海上来，五湖吐纳掌中 杯。宝山枯禅开茗碗，木鲸吼罢催花板。老仙 醉笔石栏西，一片飞花落粉题。蓬莱宫中花报 使，花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试蜀麻笺，写尽 春愁子夜篇。 这是诗人在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春，与另两位诗人烟雨中共游苏州与松江接交处的石湖诸山，乘兴中为一伴随身边的歌妓所写的一首乐府。全诗每两句换一韵，层层递进而下，极尽想象夸张之妙，把湖光山色悉揽笔底。此外，他的《龙王嫁女辞》、《鸿门会》、《庐山瀑布谣》等篇，或据神话传说而写，或绘历史题材，或写梦中所见，也都是上天入地，一气鼓荡，各臻奇妙。 有时候，他在乐府诗中也会反映吴地和松江地区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如他在《吴农谣》中写道：“吴农竭力耕王田，王赋已供常娥眠。邓通董贤何为者？一生长用水衡钱。”邓通、董贤都是受汉代帝王宠爱的美男，因得宠幸而腰缠万贯；同样是男人，相比之下，吴地的农民则是太辛苦了。又如《海乡竹枝歌》十首等乐府诗，对元代上海地区的农家贫苦生活，也作了较为深刻的反映。 除此之外，杨维桢乐府诗中的有些五言绝句，成就也很高，胡应麟甚至说：“元五言绝自廉夫乐府诸篇外，一代寥寥，即虞、杨集中，罕靓佳者。”可见对他的评价之高。 元代敞曲多写艳情，诗歌佳作却多尚淡朴，极少有艳情表现。而杨维桢则有意反其道而行之，写下了不少艳情诗。后人对他的“铁崖体”非议最多和争论最大的，主要也就是这一部分诗。对于历史上有悖诗教、专叙艳情的《玉台新咏》和韩惺的《香奁集》，他非但不鄙视，反有赞赏之意。他曾说：“自是《玉台》新句好，风流无复数《香奁》。”由于这些诗都作于他寓居华亭期间，影响又大，所以我们有必要谈一下。 杨维桢在《香奁八咏》前的短序中说：“云间诗社，香奁八咏，无青芳才情者多为题所困，纵有篇什，如三家村第妇学宫妆院体，终带鄙状，可丑也。”于是，他不顾自己已是花甲之年，仿“香奁”而写下了《金盆沐发》、《月奁习面》、《玉頫蹄痕》、《黛眉颦色》、《绣床凝思》等八首诗，专为女子写照，情辞并艳。然而，最明显的态度是他在《续香奁·序》中的一段话：“陶元亮赋闲情，出第御之词，不害其为处士节也。余赋韩惺续奁，亦作娟丽语，又何损吾铁石心也。”正是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支配下，杨维桢在华亭期间所写的《续奁集》中，很大胆地描写了男女之间的艳情利性爱关系，如他在《私会》一诗中写道：“月落花阴夜漏长，相逢疑是梦高唐。夜深偷把银缸照，犹恐憨奴瞰隙光。而〈相间〉、〈成配〉诸诗，则是写男子因负恋女子的美色而引起的性欲甚或是女子的性苦闷。 在元代末期，杨维帧儿乎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领袖人物。而他创作的黄金时期，恰恰是他寓居华亭的时候。当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士和诗人，如王逢、张煜、马麝、夏庭芝、张雨、李孝光、顾瑛、陆居仁、钱惟善等名士经常与他唱酬，陶宗仪、袁凯、管讷、贝琼、顾或、钱鼎、赖良等皆执弟子礼，拜其为师，后来他们中大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杨维桢在华亭期间，除以诗鸣于时，也为华亭留下了许多灿烂的文章。他曾为超果寺、宝云寺等撰文泐碑，又写过《千山志》、《华亭胥浦义冢记》等。如他在《二陆祠堂记》中写道：“二陆自昭侯逊来，世为华亭谷，谷之傍有山曰昆，陆氏之先葬焉。机、云之生时，人以玉山昆冈比之，因名山，山之北又有机、云两山，亦以兄弟得名。”文字简洁而有条理。其文多如此。另外，他所写的《锡老堂记》、《真仁堂记》、《舒啸台记》诸文中，也多涉及华亭当时的人利事。 当然，他的散文不及其诗影响大。张雨在当时便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叙》中说他“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明史·杨维桢传》也说：“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宋濂称其论撰，如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可见对其评价之高。到了晚期，杨维桢的诗歌地位非但未减，似乎得到了更高的评价，如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六中说：“杨廉夫胜国末领袖一时，其才纵横豪丽，直堪作者。而耽嗜瑰奇，沉沦绮藻，虽复含筠吐贺，要非全盛典刑。”又说：“宋乐府小诗殊寡，元酷尚传，诸大手集中亦罕，惟杨廉夫才情缥缈，独步当代。”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後集纂子》卷一中也说：“元人诗惟廉夫才力足继欧、苏诸子。”我们从这些比较有影响的诗评家的评语中，已充分可以看到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了。 除了赵孟和杨维桢以外，另几位寓居过华亭的元代作家张翥、贡师泰、王逢、倪瓒、钱惟善等也是值得一提的。 张翥（1287—1368）字仆举，晋宁（今云南晋宁）人，世称蜕庵先生。其父为官吏时，他从征江南，在杭州等地居住过，消刻本《崇明县志》名宦一栏中，也有他的名字，有可能到祟明去过。当朝廷要修撰辽、金、元三史时，曾起用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后又任翰林学士承旨诸职，给俸终身。著有《蜕庵集》、《蜕庵词》、《忠义录》等。 《元史·张翥传》说：“翥长于诗，其近体、长短句尤工。文不如诗，而每以文自负。”从今天在文学上的影响看起来，似仍以诗词的影响为大。就诗而言，的确以近体律绝为上，其中律诗又胜·于绝句，试举《秦淮晚眺》七律为例： 赤栏桥下莫潮空，远火疏舂暗霭中。星月 半天分落照，断云千里附归风，严城鼓角秋声 早，故国山川王气终。莫讶时来一长望，越吟 荆赋思无穷。 诗风慨慷苍凉，虽为晚眺，却有怀古味，颇有庸人遗韵。此外，象“千嶂晚云原上合，两河秋色雁边来”、“一片海涛云杪堕，儿番山雨月中生”等一些七律妙句，在他的集中也常能看见。其五律中也时有妙句，如“野水碧于草，桃花红照人”等，都可采摘称赏。 贡师泰（1298—1362）字泰甫，宣城（今安徽宣城）人，曾任礼部郎中、平江路总管、两浙都转运盐使、户部尚书等职，元末曾在今上海县、青沛县等地流寓过，著有《玩斋集》。 由于其父贡奎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家，再加上他又曾与虞集、揭俣斯诸名家交游过，故诗文皆有可取之处。而诗的格调尤为高雅，古、今体并擅。如他的五古《遗怀》： 日入柳风息，月上花露多。东轩颇幽敞，夜静时一过。鸟散庭中树，虫鸣阶下莎。北斗何低昂，疏星没横河。独赏谁晤语，感慨成悲歌。怀哉岩桂台，邈在姑山阿。 全诗从头至尾，写景抒怀，都极雅致，元人中不多见。其《秋夜和韩与玉》的古诗中有句云：“凉风起高树，落叶时时响。境静人少来，理性心自赏。”遣词造境，也极高妙。 此外，贡师泰的近体格律也极精熟，七律一体似乎尤为擅长，如《风泾舟中》一律，是写他在松江风泾舟中思念友人的，全诗如下： 白发飘萧寄短蓬，春深杯酒忆曾同。落花 洲沽鸥迎雨，芳草池塘燕避风。烽火此时连海 上，音书何日到山中？故人别后遥相望，夜夜 空随斗柄东。 风泾在松江府的西南面，据《元史·贡师泰传》载，他曾领兵与张士诚的部队交战过，“力不敌，亦怀印绶弃城遁，匿海滨者久之。”估计此诗可能作于这段时间。而《送寿宏毅应奉赴兴国路经历》、《送东流叶县尹》、《赠天台李炼师》诸七律，也都通篇齐工丽，实赵盂赖、杨维桢之流亚。其实也难怪，因为他少年时所师从的虞集、揭斯二家也擅长七律，所以他学得此身本领也是能理解的。 王逢（1319—1388）宇原吉，自称席帽山人，江阴（今江苏江阴）人，青年时曾撰《河清颂》，台臣荐之，他称病不出。后游松江，为青龙江秀丽景色所吸引，就在江边筑屋名“梧溪”，住此吟诗自娱。元末明初，又迁居乌泥泾，筑草堂，题为“最闲园”，自号”最闲半厂”。他在此赋诗授业，门生众多，著有《梧溪集》。 由于王逢早年学诗曾得名诗人虞集之传，故才气宏敞，又不失严谨，古、今体诗井有胜处。如他的《钱塘春感》六首七律，一气直下，虽巍峨雄壮，高华富丽而颇有盛唐气象，但其中仍充满着对故都的怀念和历史兴亡的无尽感慨。 在有些诗中，王逢对元明之隙战乱年代中百姓的痛苦和不幸给予了极为深切的同情，如他在五古《秋夜叹》的后半段中写道， 疏风夜萧萧，野磷纷往来。安知非游魂， 相视白骨哀。汩汩饮马窟，云冥望乡台。于时 负肝胆，慷慨思雄材。 与杨维桢一样，王逢晚年也长期定居上海，他的影响虽不如杨维桢大，但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痛苦仍相当关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介绍他的《梧溪集》时说：“集中载宋元之际忠孝节义之事甚备，每作小序以标其崖略，足补史传所未及。盖其微意所寓也。”今观其《恨瓶娘子辞》诸作，诗前均有小序，以明缘起，似乎的确有他的用心，无意中却也成了他的诗歌特色之一。 倪躜（1301—1374）初名埏，字元镇，号云林子、幻霞子、荆蛮民等，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他与赵孟一样，首先以顽驰名，为我国古代著名画家之一。后人把他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合称为“元四家”。存世的画迹有《雨后空林》、《江岸望山》等。同时他也喜欢写诗，著有《倪云林先生诗集》、《清阂阁集》等。 在元惠宗至正初年（1341年），他忽然散赀给亲戚朋友，乘一叶扁舟往来于震泽和华亭三泖之间，流寓于今上海的松江和青浦一带，并在诗中得到一些反映，如《三月一日自松陵过华牢》一诗云： 竹西莺语太丁宁，斜日山光澹翠屏。齐与 繁花俱欲谢，愁如中酒不能醒。鸥明野水孤帆 影，鹘没长天远树青。舟橱何堪久留滞？更穷 幽赏过华亭。 《四厍全书总目提要》对倪瓒的文学成就评价很高，认为其“诗文不屑屑苦吟，而神思散朗，意格自高。”由于其不求仕官，生逢乱世而甘愿隐居渔舟，日与山水松竹为伴，故其诗多超尘脱俗，与众不同，如“清池结素彩，华月映微步”、“一夜池塘春草绿，孤村风雨落花深”等句，不仅意境清淡幽深，而且都可宛然入画。 钱惟善，生卒年不详，也与杨维桢、倪等同时，字思复，自号心白道人，别号曲江居士。本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长期寓居华亭，与杨维桢、陆居仁等相倡和，故其晚年文学活动都在华亭，著有《江月松风集》。 与以上几位寓居华亭的作家、诗人比起来，钱惟善在当时的影响不太大，即使在明代也名声不显。直至清康熙年间发现了他的手抄本，人们才注意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承认了他应有的文学成就。他有不少诗也写到了在华亭的生活以及当地的风光，如《三泖》、《九峰》等都属此类。《九峰》由九首七绝组成，每首一题，即华亭的凤凰山、陆宝山、佘山、细林山、薛山、机山、横云山、干山和昆山，九峰实际上也就是由这九座山峰组成而得名。其中《机山》和《横云山》是咏陆机、陆云兄弟的： 烟景云林树色昏，千寻乔木见名门。横峰 亦有尚书墓，只酹平原内史魂。——《机山》 兄弟词华不世逢，青山相对若为容。洞门 深锁烟岚湿，犹指空坛祭白龙。——《横云山》 我们从其中不仅可以看到陆氏兄弟的陵墓在元末存在的状况，更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两位西晋诗人的深切怀念。后来，钱惟善去世以后，人们感念他和杨维桢以及华亭当地著名的文学家陆居仁的道德文章，就把他们三人合葬于干山，人称“三高士墓”。 无独有偶，元代的另一诗人凌岩也写过一组《九峰诗》，也由九首七绝组成，同样也显示出一定的才华，其写景抒怀，虽稍逊钱惟善一筹，然托意寄情，却完全一致。 四、宋元作家对上海诗文发展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宋元时期流寓上海地区的一些作家，对上海这一时期诗文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宋而言，梅尧臣、王安石、唐询、林景熙这些作家的到来，并不在于对当时华亭的风貌反映到什么程度，更重要的是，他们使唐以后的上海古代诗文有了一种延续，并且接上了元代，使华亭诗文在元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元代不仅在上海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上是个关键时期，就文学来讲也是如此。如赵盂頫，不仅在绘画上对明代的“松江画派”产生了影响（董其昌、莫是龙、赵左等都将他的画视为“南宋正脉”，松江人还将他与董其昌、张照合称为“三文敏公”），而且在文学上对元代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元初仍多继承宋诗的格调，唐诗的有些优良传统得不到发扬，南宋严羽虽提倡“盛唐之诗”，仍起不了多大作用。而赵孟頫的诗歌却能摆脱宋诗的积习，注意到对杜甫和晚唐诸家的揣摩，居然能得唐人遗音而又自创新意，所以胡应麟说“赵承旨首倡元音”，实际上就是指他能摆脱宋诗影响而得唐人神韵韵。后来流寓上海的一些元代作家如张翥、杨维桢、贡师泰、倪瓒，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精于近体律绝，尤擅长于七律，这真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巧合。 特别是到了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一批知名作家如夏庭芝、钱惟善、陆居仁、王逢、倪瓒、贡师泰等都云集松江，作涛论曲，尤其是杨维桢的乐府诗，华艳跌宕，气象一新，为元末的上海诗坛增色不少，在某种意义上，也引导着当时中国诗坛的新潮流。与西晋时期的华亭诗文所不同的是，陆氏兄弟是从华亭走出去，而赵盂頫、杨维桢、贡师泰、倪瓒等人是从外地走进华亭来。元代除了夏庭芝、陆居仁、钱霖，邵亨贞、宋方壶等少数作家是松江人，其余全都是由外地走进来的，不仅大大充实了该地区队伍，活跃了这里的诗文创作和批评，而且初显了上海作为移见城市的诗文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杨维桢所创“铁崖体”主创新，去因袭，重性情，善华来，影响所及，形成了一代诗风。而他的艳词，实际上是继承了元镇的艳情诗和韩惺的香奁诗，他们在表现男女性爱和艳情方面是一致的，而杨维桢的《续香奁》在情辞并艳的同时，似乎有着更多的俗调，有时甚至是打油的腔调，具有调侃的成分，显得比较诙谐，这恐怕与元代散曲的盛行有关，而这无意中却形成了他自己的特色。后来明代以写艳情诗《疑雨集》著称的诗人王次回，生前曾来松江做过华亭训导，以写艳曲《花影集》著称的散曲家施绍莘本身就是华亭人，他们之所以都会热衷于写艳诗或艳曲，成为明代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都与杨维桢的铁崖体及其在松江的影响有关。后来明代中后期吴地所盛行的《山歌》、《桂枝儿》、《夹竹桃》等，也以写男女艳情见长，在明代的松江地区十分流行，甚至流传到官府也不以为禁忌，这或许与杨维桢的铁崖体也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此外，他所作的曲对于“松江曲派”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即使到了淌代，仍有一些崇敬他的诗人来拜谒他的坟墓。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流寓作家的培养和影响下，也活跃了当地的文学气氛，造就了一大批当地作家。所以，自元以后，山身于上海的作家急剧增多；到了明代，上海的文坛更是出现了一个全面繁荣、兴盛可喜、名家辈出的新局面，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是与元代一批流寓—上海的作家在当地所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注： (1)此诗题目引自清人厉鹗的《宋诗纪事》。但南宋吴聿《观林诗话》所载，此诗题目为《和华亭令唐询十咏寒穴泉》。《王文公文集》中不载。 (2)赵盂頫：《和姚子敬秋怀》。 (3)赵盂頫：《钱塘怀古》。 (4)赵盂頫《松雪斋集》中不载运首七绝，转引自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评语同上。 (5)、(6)张廷玉等：《明史·杨维桢传》。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第7308页。 (7)杨维桢：《寄卫叔刚》。 (8)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 (10张翥：《邢城晚望览临武台故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