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

“ 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 谓之商屯。’, 。而且, “ 有明盐法, 莫善于开中。’, 开中之法,即是号召商人纳米于边卫仓储, 发给商人纳粮凭证及应支盐引票据。商人以此为据, 到盐运司照数支盐, 贩卖取利。洪武年间, 中盐济边为应急措施。为征麓川, 除调集大量军队到云南各平坝地区进行短期垦田、屯种听征外, 还准盐商于云南纳粮中盐。永乐、宣德间, 中盐济边渐成定制, 而辽东、宣抚、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六镇已成为中盐所保证的重点。。“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 筑台堡自相保聚, 边方寂粟无甚贵之时。” 。开中商人召民垦种, 这大概就是开中之所以被称为商屯的原因。从明朝建立时起, 北方和茜北方蒙古军事贵族的威胁一直存在。明朝在这一线重点设防, 官军数众多, 军屯尚不能满足粮食之需。开中商人为免转运之累, 于是有募民垦屯之举。但正统时即有纳马中盐的情况, 成化、弘治间又有纳银中盐的条例。。此外还有纳草中盐。盐引似乎成了一种特殊商品, 边卫需要什么就用它去换取。所以,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商屯获利渐少, 撤业者多。 就云南而言, 虽不断有召商纳粮中盐的记录, 但是否有商人募民至云南垦种则值得怀疑。有明一代, 西北至东北一线是边防重点。《明经世文编中, “ 边”这一概念多为这一线所专用, 有时甚至专指“ 九边” 。而西南似不属统治者们心目中的边防线之列。因为, 西南民族众多, 其争斗多为自相残杀, 最多危及地方, 而难以患及腹里。这是云南屯兵不多的原因之一。云南屯军多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坝区, 粮食应能自给。云南外夷也未曾对明王朝构成任何经常性的威胁, 所以云南用兵是临时性的、地方性的。。召商中纳在云南虽也成了长期性的活动, 但规模不大。而且, 云南在中央统治者和中原老百姓眼中是烟瘴地方, 充军处所, 商人欲在云南招募土著垦种或有可能, 要从外省募民到云南长期 屯种则难度极大。更为重要的是, 目前还没有见到商人从外省募民到云南屯种的确切史料。所以, 因商屯而移人云南的外省人口恐怕仅仅是一种莫须有的推测。 至于以普通商人而非盐商身分进人云南而留家不归者, 为数亦不多。因为云南边远而蛮荒, “ 商贾万里来投, 能有固志哉” 。 明代落籍云南的外省人中, 还有一部分是仕宦。这部分人对于汉族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贡献极大。沐氏家族是这群人的代表。但身为仕宦而落籍云南者究属少数。朝廷命官, 左迁右除本是常事。明初陕西富平人张统、明末福建长乐人谢肇渊都是游宦云南的例子。尤其因为云南为官并非胜境肥缺, 官员们也多不愿在此仕老卜坟。“ 故滇夙号远方, 为士人所不乐居。其除补兹方者, 非以滴迁, 则以劣考, 则又以他途, 盖十而七矣。’, 。浙江崇德人程本立于洪武二十年“滴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 , 留家大梁,携一仆之任” 。四川新都人杨慎嘉靖中远戍永昌, “ 前后归蜀者再, 晚欲长归, 不获。竟死滇, 归冀葬新都北门外数百武” 。。或无长往之念, 或有归葬之举, 都是滴戍者的典型。 总之, 明朝政府有计划大规模地向云南移民的时期仅限于明初。移民中又以军人及其家属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移人云南的外省人口大致在三十万左右。此后或有滴戍, 或有仕宦, 或有捕逃, 或有贸迁, 但为数不多。正因为明初移人云南的汉族人口的数量并不象部分学者所推测的那样多, 所以, 尽管明代云南内陆众多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走上了汉族化的道路, 但终明一代云南境内仍以少数民族户口占绝对多数。嘉靖年间, 桂粤《云南图序》说云南“ 城郭人民, 夷居十七” 。。陈全之在蓬窗日录》中也说“ 大抵云南一省, 夷居十之六七”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十一册《云贵·滇志仍说云南人口中“ 汉人三之, 夷人七之。”直到清朝乾隆年间, 云南还是夷多汉少。乾隆二十二年年, 云南巡持抚刘藻奏“ 滇省二十三府属,或邻外夷, 或接夷疆, 即腹里地方, 亦大率夷多汉少。故言吏治, 必以安静无扰为上。’, 。明末清初云南夷汉人口的总体格局更坚定了我们对明初汉族移民规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