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江大河》的家国叙事

2018年，一批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剧登陆各大卫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终压轴大作《大江大河》。该剧一经播出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其收视率和网络话题度均持续占据首位。在今年六月的第25届上海电视节上，该剧也收获了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改编）、最佳女配角、最佳美术等五个大奖，成为本届白玉兰奖的最大赢家。《大江大河》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制作精良、演员演技、政策扶持等原因之外，重点还在于该剧将宏大的国家叙事融入小人物及其家庭的命运起伏中，以家国情感打动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不仅成功打破了传统献礼剧在观众心中形成的刻板印象，更在主旋律影视剧创作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从主旋律影视剧的家国叙事传统谈起，指出当下该类作品家国叙事的融合性特征，进而讨论《大江大河》中家国融合叙事的具体表现，及其对于塑造改革群像和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重大意义，期待为今后的主旋律影视剧创作提供有益的启发。 主旋律影视剧的家国叙事传统和新变 “家国同构”意识源于古人对血缘家族的切身认同，其正式的文化表达出自儒家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王治心:《孟子研究》,上海群学社,1933年,第85页）虽然以血亲家族为纽带的“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但“家”内部的伦理道德规范与“国”之礼法秩序的相似性使得古代生民自觉建构起“家国同构”意识，即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而人作为家的组成部分，也在家国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基于对家国关系的传统认知，以一个或几个家庭以及所处其中的人之命运来集中反映国家变迁的“家国叙事”成为历代家国题材作品的叙事选择。 电视剧《大江大河》 主旋律影视剧作为以影像表现国族气象、传播正面家国形象的文艺作品，天然地担当起“传递主流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的现实使命。为了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该类作品通过家国叙事将意识形态主题与个体、家庭的命运联结起来，使得观众在认同个体价值和家庭情感的基础上，接受其传播的价值观。因此，除了传统家国认知的规训以外，家国叙事也是主旋律影视剧实现意识形态功用的有效途径。 但在不同时期，主旋律影视剧家国叙事中“家”“国”描绘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早期的主旋律影视剧往往因强调阶级斗争和国家使命而“强国家、弱家庭”。例如，建国初期，在团结一致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时代氛围下，《白毛女》《鸡毛信》《董存瑞》等作品表现出“没有国、哪有家”的思想，“家”与“国”在很多情况下是对立的；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话语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此时的主旋律影视剧更强调家庭中的个人需承担起国家责任，《孔繁森》《红河谷》等作品依然延续了“强国家、弱家庭”的态势，“高大全”式的人物“为了国可以牺牲家”。直到2007年，从电影《集结号》开始，主旋律影视剧的市场化趋向日益明显。《潜伏》《伪装者》等作品的家国叙事呈现出新的面貌，它们将爱国情怀融入相对朴素的个人和家庭叙事中，“家”与“国”互相成就，构筑起家国融合的叙事形式。当下，新主旋律影视剧延续了这一趋势，常常“通过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民族/国家的盛衰变迁，进而使观众在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的过程中接受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彭文祥:《论中国影视艺术的“家—国一体化”叙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82页） 究其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国家为家庭中的个体提供了各种保障，人们更多体会到“国家—家庭—个人”自上而下的关系。但在寄托人们理想和情感的艺术作品中，自下而上的“个人—家庭—国家”关系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所以，家国融合叙事并没有消解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怀之情，反而不断唤起国民的民族记忆和爱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千千万万个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2月17日）可见，新主旋律影视剧的家国融合叙事不仅满足了大众的情感需求，也成为凝聚“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电视剧《大江大河》 电视剧《大江大河》作为新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代表，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三位“弄潮儿”把握时代机遇，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轨迹。全剧由个人纠结起更复杂的家庭关系，进而展现国家和时代主题，其家国融合叙事不仅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改革先行者形象，也激发起观众的爱国情怀，既让人们记住了作品本身，还在无形中实现了传播时代主旋律的意识形态功能。 家国融合中投射民族寓言 从“家”与“国”的喻指性关系看，《大江大河》是一部家国融合叙事的典型文本。其中，家国命运紧密相联，作品通过个人和家庭叙事，折射出国家和社会风貌。1978年，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由此开启，激发起一大批改革先行者的勇气和担当。该剧片头出现了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的讲话，其间伴随着宋运辉“我们可以上大学啦”的呐喊，这也预示了剧中国家、民族与个人、家庭的互动对话。 作品以三位典型人物的创业生活、奋斗历程、命运沉浮为线索，以他们所在的三个家庭为纽带展开叙事，将审美观照的重点放在个体和家庭背后纷繁复杂的历史大事件中，以点带面，实现了对“个人—家庭—国家”的全方位呈现。这一点在“弄潮三子”的经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被家庭成分连累的宋运辉才能上大学、服从分配、进入国企；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穷困潦倒的小雷家大队才能在雷东宝的带领下走上致富道路；1981年，《关于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因此杨巡才有商场打拼的机会。可见，在国家话语层面，该剧主要涉及到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制度革新问题，以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各项改革举措；在个人价值层面，作品书写了三位有志青年在学校、国企、乡村、城市抓住改革机遇，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故事。总之，新旧观念的碰撞、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历史境遇作为剧情发展的推动力，其重要时间节点与主要人物的息息相关，实事求是、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等国家主题都被巧妙地容纳在个人成长和家庭命运中了。 因此，可以认为，在《大江大河》的家国融合叙事中，个人和家庭诚然是叙事的核心和开端，但国家却是叙事的重心所在。这种以普通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活动为圆心，展开国家命题的叙事方式，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詹明信所言：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29页）该剧中，个体观念上的传统与现代、人性中的善与恶、家庭中的聚散离合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寓言形式。这种家国融合叙事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寓言，使得国家和社会因素更加平易近人，同时也为个体生命提供了抒发情感、彰显价值的舞台。 家国巨变中塑造改革群像 《大江大河》涉及到经济制度改革、政治观念转变、思想文化解放等多个重大历史命题，为改革者群像的塑造提供了足够的文本空间。其中包括以宋运辉为代表的国企改革形象、以雷东宝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形象、以杨巡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改革形象。同时，还有虞山卿、水书记、老书记等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典型小人物。这些人物形象背后，均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信息量。 电视剧《大江大河》 全剧重点塑造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形象。“弄潮三子”的出世有各种原因，比如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偏见、政策空白导致无从下手、管理没有完全放开手脚等，随着改革大幕的开启，三人在跌跌撞撞中冲破桎梏。一方面，家国巨变影响着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也成为时代变革的主推手。如“累不死的宋运辉”形象代表了那个年代求知若渴、锲而不舍的知识分子们；雷东宝雷厉风行，带领小雷家全村人抓住历史机遇，包产到户、兴办砖厂、电线厂。细数小雷家的改革，我们看到那个年代特有的冲突，比如预制品厂涉嫌倒卖国家计划物资、兔毛收购站涉嫌投机倒把。雷东宝的故事意在表现改革先行者当年冲破罗网、开拓进取的艰难历程；个体经营户杨巡乘着政策开放的东风，一路摸爬滚打，从卖馒头开始，把事业发展到东北，又回到金州做电线生意，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产业。宋、雷、杨三条叙事线索的平行与交叉表现出了改革开放时期先辈们的勇气和担当，正是他们的果断勇敢和坚持不懈才有了国家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多重发展。 此外，由于改革之路的漫长和颠簸，剧中的其他人物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思想解放背景下人性负面因素的暴露。例如，见风使舵、算计成性的虞山卿；贪污公款的老书记；那些表面上占领道德高地指责雷东宝忘恩负义，背地里却盼望老书记的儿子“父债子还”的虚伪村民；以及玩弄国企办公室政治权谋的水书记、刘总工、费厂长等。这些人物都不是概念化的纸片人，他们具有典型的符号化特征，代表了一类在长期匮乏和禁锢的情况之后，物质财富迅速膨胀、思想迅速解绑背景下，被权力和金钱冲晕头脑、无所适从的人。 《大江大河》在日常生活与国家话语之间，在经济制度发展变革与思想观念逐步开放之间，兼顾了历史风云的书写和人性欲望的叩问，既有家国巨变中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改革先行者的缩影，同时，其他各式各样的小人物也更加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时代洪流中的泥沙俱下。正应了剧名的寓意，即在这个国家和个人相互成就、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年代里，每一位受到改革影响的人与国家的关系就像“小溪”汇入“大江大河”，没有江河，小溪便没有栖身之所；没有小溪，便无以成江河。 家国情感传递主流价值观 家国情感是“一个人对国家和人民所拥有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是对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李小华,覃亚林:《论主旋律影片家国情怀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逻辑》,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第98页）主旋律影视剧的家国叙事本身就是以距离人们最近的个体和家庭为讲述核心，以浓厚的个人和家庭情感作为连接点激发家国情怀，进而实现传递主流价值观、增强国民凝聚力等意识形态功能。 《大江大河》将处于外部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关系内嵌于个人和家庭中，这种叙事形式对家国情感的表达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弄潮三子”的剧情表明，三人最初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窘困，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支持，才有机会改变命运。而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代人的建设和开拓，改革也不会顺利进行。正是在这种紧密联系的人物关系网中，在家、国、社会身份错综复杂的联结中，亲情、爱情、友情和社会、国家影响下为家为国的人物形象才更加立体动人，国家话语也有了更接地气的生活情境，如此一来，作品家国情感的表达才会顺理成章。 电视剧《大江大河》 从接受角度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改革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但处在当下的人们依然能切身感受到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尽管剧中只是描绘了当时人们的内心情感，但基于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结构，该剧也同样使得当今受益于改革发展的人们发生情感共鸣。观众们在宋运辉的成长轨迹中感受努力奋斗的意义，在雷东宝带领小雷家致富的过程中感受改革的阻力和艰辛，在杨巡的摸爬滚打中感受敢闯敢拼的朝气与精神。我们既可以从中感受到改革开放初期历史遗留问题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创伤和痛苦，也欣喜于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变化，三人的希望、焦虑、迷茫、痛苦、欣慰正是当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会，它们穿越时光之海，催生观众的情感，继而减少了普通人与严肃国家话语的隔阂感。更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来说，主旋律题材的影视剧比较受中老年观众的欢迎，而《大江大河》的观众群体已经扩展到了年轻人。编剧唐尧认为：“年轻人都有孤独和脆弱的时刻，这是不分时代的，它可以打穿所有年龄层的围墙”。当宋运辉在炎炎烈日下苦背《人民日报》社论时，当宋运萍去世雷东宝抱头痛哭时，更多年轻观众受到情绪感染，进而愿意进入历史、理解历史，感受改革之路上先辈经历的思想挣扎和精神洗礼，感怀他们曾经筚路蓝缕创下今天的大好局面，主动承担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勇做新时代的见证者和开创者。 作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