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守窟人：野外中小石窟寺亟待“抢救”

沿着丝绸之路，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相遇，作为传播载体的石窟建筑随之而来。从塔里木盆地到河西走廊，从西北到中原，从北方到南方，中国石窟见证了中外文明互鉴，文化交流融合。 与我国其他地区石窟不同，川渝地区的石刻除了庄严之外，还平添了几分烟火气。谁能想到，在乡间泥泞小路的尽头、在寂静无人的老树旁边，唐风宋韵的石窟造像如同一颗颗散落乡野的明珠，历经风霜一望千年。 然而偶有发生的石刻造像被刻画、涂抹“毁容”事件让人不免担忧，这些散落的中小石窟寺现状如何？日前，记者开始了一场寻找乡野石窟之旅，从守窟人口中探寻乡野遗珠里的中华文明。 年补贴不到千元的接力守窟人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探访乡野石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以川渝石窟为代表的南方石窟建造上溯北魏，下延明清，自成体系，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中期至宋代，川渝石窟开凿发展到以地方乡绅庶民为代表的全民参与，石窟造像开始散布于乡村。 来到重庆市大足区高升镇胜光村的一个岔路口，记者突然迷路了，不知道此行目的地——圣水寺摩崖造像该往哪个方向走。附近居住的村民朝着后面上山的一条路指了指说，再走20分钟左右就到了。记者沿着泥泞的小路继续徒步，远远地看到山上有一处寺庙样的建筑。 走近了才发现，这里最具价值的不是外面的房子，而是里面的摩崖造像。造像龛大体分为上下两层，分布于西北、西南、东北三面崖壁上。令人惊叹的是，其中一尊仕女造像，仿佛从仕女图中走出来一般，栩栩如生。据介绍，此处石刻开凿于唐代，是大足地区较早的佛教造像，对研究大足及相邻地区的石窟造像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唐朝的开放、包容，在这些石窟艺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到访的几处石窟寺，都在较偏远地带。不同于北方规模宏大的皇家石窟，川渝一带的石窟主要由民间力量开凿。这是唐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最大特征——世俗化。 在去兴隆庵的路上，记者很少见到还有人居住的房子，不多的几处院落已经杂草丛生。附近的村子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因此，日常守护着这些精美石刻的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守窟人。 重庆市大足区三驱镇兴隆庵的义务文保员刘仁前。 “我就住在附近，走个半里地就到了。”刘仁前已经70岁了，身体十分硬朗，他是大足区三驱镇兴隆庵的义务文保员，一个星期会来巡查几次，打扫一下卫生，查看一下文物。 “我已经在这儿守了八九年了。再往前是我的姐姐，姐姐去世后外侄来守了一阵儿，后来他去外面工作，之后就一直是我守在这里了。”边向记者介绍，刘仁前边拿起放在旁边的工具打扫卫生。 记者了解到，像刘仁前一样的“义务”守窟人，在大足区一共有77位。针对大足区文物点多面广的情况，各镇街聘请了当地村民担任义务文保员，负责文物点的日常安全管理，部分重要文物点实行了24小时守护制。据镇街工作人员介绍，义务文保员们每年有不到1000元的补贴。 一代又一代守窟人中，许多是夫妻、兄弟姐妹，还有父子相传接力守护的。石壁寺的两位文保员就住在石窟旁边的一座小房子里，在这里吃饭睡觉，日夜相伴。 与石窟为伴的守窟人们深知这些瑰宝的价值，历史上村民们也曾凑钱为石窟搭了雨棚，但是因为经费不足和技术原因，排水等设施不到位，雨水依然会顺着石像流下来，肉眼可见侵蚀的痕迹。 国宝修复师眼中的石刻艺术 在采访途中，记者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新发现的一处开凿于北魏晚期、距今1400多年的摩崖造像，被当地村民用颜料涂抹“毁容”。该处造像是2021年才被发现的，还未纳入文保单位，虽然设有监控和大棚保护，但因地处偏远，发现情况时已来不及制止。 对于这样事件的发生，同行的大足石刻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冯太彬非常惋惜：“石刻妆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保护文物的一种方式，可以一定程度防止被风化侵蚀，但是必须在严格评判之后，依法科学实施。如果要把涂色去掉，对石质文物的表面又会造成一定损害。”冯太彬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名片“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者之一，主要从事石质文物保护修复及研究工作，和同事们一起解决过多项修复技术难题。 这并不是珍贵文物第一次被“浓妆艳抹”。2020年初，四川省安岳县检察院收到四川省检察院转来的线索，有群众举报安岳县某处石刻被涂抹。检察机关与文物保护工作者到达现场后，发现是上世纪70年代被人涂抹上去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除了违规妆彩，大足地区石窟寺还面临着其他保护难题。“川渝地区石刻造像长期处于高温高湿环境下，针对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存在的结构失稳、水害、风化、生物病害等问题，应该加大综合保护力度，坚持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定期开展文物监测及健康评估，以及日常保养维护等工作。针对保护滞后的中小石窟寺，要大力开展‘三防’（安防、防雷、消防）系统、保护建筑、保护窟檐、保护标志、排水系统、管理用房等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和环境整治。”冯太彬说。 分布零散，地处偏远，川渝地区石窟寺保护难点正在于此。对此，重庆市大足石刻研究院安全保卫处副处长杨光宇深有体会。 杨光宇是一名退伍军人，在文物安全管理岗位上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天半夜被电话惊醒，监控室值班人员打来电话说兴隆庵摩崖造像的监控突然断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文保员的电话也没有打通。”杨光宇马上披上衣服，凌晨两点驱车一个小时来到了兴隆庵，仔仔细细查看之后，发现石刻并无损毁破坏，只是因为停电，监控断了，文保员手机也没电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杨光宇介绍，像巴中被涂抹的造像一样，一些摩崖石刻被发现不久，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大足石刻研究院最近的石窟寺专项调查统计，大足区石窟寺总计165处，其中属于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寺75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90处。 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文化遗产检察官助理 杨光宇和冯太彬除了是文物保护工作者，还有另一个身份——大足区检察院的文化遗产检察官助理。对这个新的身份，他们非常开心：“检察公益诉讼的介入，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今年11月，在重庆市检察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大足区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龙云（左）向游客介绍文物保护的展示案例。 2020年4月，重庆市检察院出台指导意见，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重点领域。大足区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龙云介绍，2020年7月，该院与大足石刻研究院签订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与文物保护合作协议，设立文化遗产检察官办公室，聘请文物专家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文物工作者们和检察官的联系日益密切，经常一起去现场巡查。在文物修复方案的制定等方面，特邀检察官助理也会提出专业意见。 2022年以来，大足区检察院联合大足石刻研究院开展中小石窟寺保护专项巡查，办理了督促保护中小石窟寺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其中，圣水寺摩崖造像是系列案所涉石窟寺中，文物保护级别最高、自然损坏程度最严重、修复最困难的一处摩崖造像。 今年11月，重庆市大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与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人员、当地文保员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 “圣水寺赋存岩体裂隙发育，使岩体局部断裂、沉降、位移，造像窟龛开裂，严重影响文物的真实性和稳定性。”冯太彬说。 巡查发现线索后，大足区检察院向负有监管职责的镇街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加强对属地摩崖造像的安全检查巡查工作，及时治理涉案摩崖造像保护建筑变形、倾斜、本体遭受雨水侵蚀等文物安全重大隐患，履行好防盗、防火、防损坏、防损毁等文物安全主体责任。 在修复方案上，特邀检察官助理提出了专业意见：通过对裂隙内部填充物进行清理，使用工具设备沿断裂沉降岩体底部回顶复位，在复位岩底内部浇筑钢筋混凝土、外部砌筑条石撑砌加固复位岩体，使文物得以更长久的保存和传承利用。 如今的圣水寺摩崖造像，从外观看，裂缝依然存在，但已经过复位、加固，并配齐了监控、消防等设施，对石刻原有的保护顶棚重新修缮，升级排水系统，最大程度得到了保护。 2022年12月2日，大足区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文物专家对涉案石窟寺文物的保护利用状况和行政机关的履职整改情况举行现场公开听证。参加听证的大足区龙水镇五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周大琼说：“在办案现场召开听证会，接地气，也更能强化村民保护文物的意识。”截至2023年3月，圣水寺等7处摩崖造像保护设施建设工程及其他配套升级工作全部顺利完成。 让文化遗产实现代际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在大足石刻中，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合一”，彰显着中华儿女改造外来艺术的强大文化自信，也是我们无法忘记的文化根底。 野外文化遗迹保护依然是一个难题。2021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提出实施“石窟中国”保护工程，特别提到以川渝等地区为重点，开展中小石窟寺抢救性保护。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提出，我国石窟寺分布范围广，保护程度不一，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工作相对比较好，但还有更多中小石窟寺亟待保护。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国际处主任李鸿彬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开展石窟保护专项行动。 最高检结合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协同文物执法部门全面推进石窟寺保护利用，取得积极成效。 在大足区，对中小石窟寺等文物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主要单位是镇街政府。石壁寺所在地高坪镇的镇党委委员，宣传、统战委员黄秀琼说，在镇政府、大足石刻研究院和检察机关的共同推动下，发现问题的这些石窟寺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们也在进一步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宣传和安全检查工作，规范群众祭祀活动，提升群众保护文物的意识。 因为共同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行政机关、文博机构、检察机关走到了一起。除了跨部门的合作，川渝两地在文物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正在开展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 四川，有“山山有大佛，村村有菩萨”的说法。紧邻大足的四川省安岳县石刻艺术与大足石刻一脉相承。安岳石刻始凿于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兴盛于唐、五代、北宋、南宋，富集“古、多、精、美”的唐宋摩崖造像10万余尊，中小石窟寺保护任务艰巨。 安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兵告诉记者，早在2020年，两地公益诉讼检察官在办案时就常常一起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方案等。后来，安岳县检察院与大足区检察院会签了《关于在川渝石窟（大足石刻、安岳石刻）等文化遗产保护中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跨区域协作的意见》，分别从本地区情、县情以及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等方面展开交流。 在双方协作之下，安岳县检察院还办理了督促消除千佛寨摩崖造像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隐患等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安岳县文广旅局先行投入10万元，并向国家文物局争取77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千佛寨摩崖造像龛窟裂隙处理、危岩体加固、地表水治理及道路整修等，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计划于2024年4月完工。 “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关文化强国建设，事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意义重大，使命光荣。”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指出，川渝检察机关开展的石窟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与文物行政执法同频共振，为整合河西走廊、川渝的石窟寺资源、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夯实了基础，创新了机制，作出了表率。 今年6月，重庆市检察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大足区宝顶镇挂牌设立，依托专业化检察办案、恢复性司法保护、综合性法治宣传一体化优势，守护巴渝文化瑰宝。 采访的最后，记者在该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碰到几位游客正在细细观看文物保护的展示案例。“我们从南京来的，看到这些真实的案例，深感文物保护工作太重要了，人人有责。”参观结束，一位游客拿了一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宣传手册问：“可以带走吗？”他说，想带回去给家人也看看。 （本报记者闫晶晶 满宁 通讯员马弘） （摄影：闫晶晶 吴杰　视频：闫晶晶 张力） 代表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百货事业部场店业务主办龚定玲 检察机关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希望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优势，不断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力度，利用好各类法治教育基地，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文物保护意识，为守护历史记忆、传承优秀文化持续贡献司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