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和会下与美方学者的交流中，我们明显感到美国精英目前弥漫的焦虑情绪。三十年前，西方精英普遍存在乐观情绪，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导致中产阶级壮大，结果必然推动中国体制走向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中国经济也必然融入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东西方主流学者都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出乎意料地...
会上和会下与美方学者的交流中，我们明显感到美国精英目前弥漫的焦虑情绪。三十年前，西方精英普遍存在乐观情绪，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导致中产阶级壮大，结果必然推动中国体制走向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中国经济也必然融入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东西方主流学者都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出乎意料地导致美欧日的经济地位全面下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引发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震荡。对比之下，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或硬着陆，反而强化了国企的竞争能力和政府的调控能力，中国资本全面进入世界市场。
这就动摇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本信念。
在这次对话中，中国学者以自信的姿态全面质疑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美方学者提不出新的理论来解释世界格局的剧变。反倒是美方学者充满了危机感，尤其是研究“中国威胁”“中国强权”的学者以攻为守，连连质疑中国国内改革的走向和外交路线的真实意图。双方的坦诚交锋，引发听众一波又一波的提问热情。
有位观察家把这次交流称之为“强-强对话”，因为美方代表包括若干长期亲台亲日的代表人物。我以为更确切的说法，是美国保守派与中国乐观派之间的对话。因为美国的保守派尤其是所谓鹰派，主要强调用美国至今保有的优势军事力量，来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主张经济小政府的保守派，同时也是主张大军备的强硬派。
中国的乐观派，主要强调中国道路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可以团结国内外的多种力量，改善目前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吸取西方经验与教训的同时，并不寻求取代美国的世界地位，而是希望建立又竞争又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这次美中“强强对话”达成进一步对话合作机制的起点。
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是什么？三位经济学家的答案
传统基金会的第一场对话，从经济问题开始。如果三十年以前，是西方经济学家教育中国人什么是理想的市场经济，那么三十年之后，是中国经济学家依据自己的经验，告诉西方学者什么是现实的和正在演化的市场经济。
第一场议题“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三位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林毅夫阐述了中国双轨渐进改革的逻辑，指出在转型之前中国存在了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也保留了一系列的扭曲和干预，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随着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对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
林毅夫正在发言，右一为陈平。
林毅夫讲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好的作用，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种优势。上海自贸区进行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将向全国推广，以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提出的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为抓手、以互利双赢为特征的全球化思路，和西方推动以政治民主、产权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发展合作不同，此倡议有助于沿线国家消除工业化、现代化的瓶颈,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美联储圣路易分行的文一，从新工业革命史发现的历史真相出发，颠覆了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制度决定论和产权决定论的基本假设。
他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并没有导致工业革命，中国早就有的产权制度也没有催生工业革命。是英国乡镇企业的繁荣，促使英国政府动用海军开辟海外市场，保证纺织业的原料（棉花）的供应，同时消灭印度等的竞争产业，才能实现英国纺织业的规模经济，引发工业革命。市场是昂贵的公共品，只有远见政府才能提供，分散的私人企业不可能投资市场的基础建设，因为周期长，代价高。迟到19世纪中，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之际，英国的产权和法制还没有建立，黑手党的私法而非政府的公共服务统治城市和市场。
文一进一步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驱动力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基础建设，包括保障社会安定，建立社会信用，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同样的全球化环境，中国的增长远比印度、东欧、拉美快得多。
文一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政府规划市场的重要性。十九世纪美国从圣路易斯到亚特兰大修了20条铁路，如果政府规划，只要两条铁路就够了，看不见的手造成的结果是18条铁路破产。这就是历史著名的美国铁路泡沫。美国的金融泡沫频繁，危害更大。同样加入WTO, 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超过俄国和拉美，因为“机遇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美联储圣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文一
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陈平在2012年的熊彼特经济学国际会议上，提出代谢（波浪式）增长论，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收敛式）和内生（发散式）增长论，说明技术、产业和资本都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才有可能出现大国兴衰。
他指出亚当-斯密的基本贡献，不是“看不见的手”，因为国际贸易不会自动平衡，而是斯密强调的“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我们发现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生态资源，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 。地理环境的资源限制导致中国和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分工模式，中国是节省资源、消耗劳力，西方是节省劳力、消耗资源，这种经济文化差异在两千几百年前就开始了，罗马时代每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规模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上百倍。
工业革命的基础就是规模生产，才会在十五世纪人少地多的西欧对外扩张殖民，西方工业革命只是延续了西欧规模农业的发展。发展至今西方的分工模式面临重大挑战，规模经济引发生态危机、气候暖化，难以持续。科学革命和信息革命引发的非线性作用产生新的复杂经济，创新竞争从比规模、比成本、变成比创新、比多样，例如中国餐馆的菜肴种类比西餐多好几倍，中国的日用商品种类也比西方丰富得多，才能创造大量中小企业，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双轨制也比东欧休克疗法更好地兼顾创新和稳定。
中国的分区试验也比西方的议会制度更有效地解决技术换代过程中，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社会转型。这就改变了经济学的思维范式，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普里戈金的“自组织”，我们提出的“经济复杂性”，都从方法论上看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演化的多样性”，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趋同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接受多元演化的世界观，就不难理解当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解决中美与世界面临的问题。
美方学者没有正面挑战中方学者的新理论，但是用具体问题质疑中方学者的主要观点。例如，有人强调，基础建设应当包括制度建设，尤其是产权和法制，自由是自发秩序产生的前提，排他性的产权保护是市场定价的基础，央行的利率政策会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政府干预和市场波动一样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有趣的是，美方学者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出现不同的看法，打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共识。有的仔细比较了中美不同的市场行为，例如美国的低储蓄率和中国的高储蓄率，吸引外资和移民的不同结果，社会思潮和文化的不同趋势，以及社会流动性的不同方向，并讨论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可能场景。
中国学者也一一解答美方学者的提问，包括通货膨胀、债务危机、汇率波动的可能性。
交锋修昔底德陷阱
传统基金会的第二场对话，重点从经济转向政治，外交和安全问题是美国智库关注的焦点。学者背景的中方代表和政府背景浓厚的美方代表进行了坦率的对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贾庆国从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演变、以及近年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经历三个维度分析了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在发言
他指出，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先是从敌对到融入，后是从融入到开始在某些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其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崛起中的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备受屈辱的中国，但也还不完全是一个富裕发达、备受尊敬的国家，而是一个两者都不是，两者兼有之的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这使得中国在界定国家利益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面临极大的挑战。
最后，和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不同，近年来中国开始经历从一个强势的地位处理多外关系的过程，这里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在不断摸索和改进。
上述三个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外交未来的走向：
（1）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外交的目标将继续为国家发展和改革谋求一个和平与安宁的国际环境；
（2）中国将较以前更加积极地为实现此目标努力；
（3）中国将在继续推动现存国际秩序改革的同时努力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
（4）由于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中国外交行为将会继续出现不确定性；
（5）中国将会在经济上对中国有利，国际上也认可的全球性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如贸易自由化、合作安全、遏制气候变暖、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6）中国将会继续做出努力与美国发展互利合作关系；
他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是会在某些议题领域发挥有限的领导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项目联席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创建人孙哲教授，就中国发展的双重性和以及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评述。 他认为，中国的自我期许和世界的对中国扮演“有良心的大国”的期待之间显然还有很大差距。
从十八大以来， 中国在内政建设上一直以反腐及环境保护为重点；在外交方面确定了新兴大国关系、人文与公共外交、海洋权益几个重点目标， 但是现在声势越来越浩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更正了中国外交发展的优先目标。
孙哲和林毅夫在对话会间隙合影
孙哲说，十九大之后， 不管中国如何变动， 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挑战仍然存在甚至可能产生负面“溢出效应”，例如， 中国构建全球伙伴网络的困难、中国与世界几个邻国之间在边界问题上的潜在冲突、 意识形态与人权方面的较量交锋以及中国现代国防力量壮大后引发的争论等等。西方充满疑虑的中国，其实更需要精心设计的以良政为目标的对内修为谋略和和平发展、与世界共荣的的外交大视野，逐渐从发展直觉指导下的实验和模石头过河的思路中提升国家发展顶层设计的水平。
孙哲教授还提出要对中方十八大以来的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审视。 例如， 中国虽然在积极应对， 但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显然在过去两三年来是几方博弈中付出成本最大的国家， 与朝鲜传统友谊有名无实， 关系决绝到历史未曾有的重大危机阶段； 与韩国关系因萨德问题急剧恶化，政治和军事争议严重冲击两国商业交往和民间交流。 这种政策如果十九大以后不加以调整和改善， 中国外交将失去自己的道义价值观，国家利益也会受到更大伤害。
美方学者认为中国缺乏明确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以让西方捉摸不透。例如希腊历史上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引发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预言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原有强国发生战争。中方学者举出反例，美国崛起时，英国就没有发动战争封杀美国。倒是南北战争中南方主张自由贸易，北方发展工业需要贸易保护。北方用战争创造了北美的大市场，否则今天的美国经济应当更像拉美。
美方有学者批评中国的成功开放是搭了西方的便车。中方学者质疑问：为什么东欧、土耳其、拉美、印度没有搭上同样的便车？中国在开放贸易中获得的财富用于中国的基础建设和改善民生，美国却用于发动战争和制造金融泡沫。
美方批评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修正而非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顾虑美国撤退留下的权力真空，中国是否会去填补。
中方学者强调经济发展不是零和博弈。比如中国石油公司投资伊拉克的石油，当然欢迎美军维持地区安定。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都积极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仿效欧盟德法煤钢联营的先例，推动亚盟和亚元的发展，但是遭到美国的反对。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都依靠进口，应当是中国而非美国更关注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德国的柏林墙倒了，美国又修墨西哥边界的隔离墙。WTO的游戏规则是西方制定的，如今美国自己要修改WTO的规则。为何中国就不能提出完善世界体系的意见？
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中美在竞争中可以互联
本次活动资助人、著名爱国企业家于品海给中美对话做了总结。他提出改变思维方式的三个角度。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首席顾问、于品海博士
第一，把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转为经济利益的分析问题。第二，不同的思维范式可以竞争对话，就如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既有竞争，也要互联。第三，改革不仅是改变政策，更要创造新的环境。
有人说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欢迎中国投资。问题是：美国缺钱吗？美国中东战争花了多少钱？金融危机损失多少钱？。问题是有没有决心找新思路，做新事。
中美学者交锋的几个争议热点
我们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外交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非正式对话，进一步深入讨论了美方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逐一讨论。
过剩产能问题
6月19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中美对话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争论，就是中国近年推行的“过剩产能”政策在西方引发意想不到的争议。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雅格•卢谈到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问题，尤其是中国钢铁和铝的产能过剩问题。他认为美国和发达国家已经生产和为全球提供足够的钢铁和铝合金，中国（尤其是国企）在这方面的生产造成全球产能过剩。
文一用西方的历史经验做了回答。他指出，美国整个十九世纪的崛起恰好是建立在汉密尔顿的“美国制造业计划”之上的，依靠大量产业政策和高关税来鼓励和保护国内制造业（比如纺织业）。当时的大英帝国不断告诫美国，英国和欧洲已经有足够的制造业（纺织品生产）产能，美国只需要集中农产品生产就好，通过全球分工与英国交换纺织品，不需要自己搞制造业，大建纺织业，造成全球产能过剩。
但是美国没有采纳英国的建议，而是通过成为制造业大国和强国实现工业化。历史事实证明，这不仅为美国，也为英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产能过剩问题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与企业性质（国企和私企）无关。
国企的效率问题
美方在会谈中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国企问题。一是质疑中国改革的方向，为何不把国企私有化，反而要做大做强，是否标志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倒退？
我们的回答是：第一，没有理论和经验证据证明私有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家族企业可能比国企的问题更多。中国的国企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和天然垄断的产业，如航天、铁路、电力、石油，原因是这些产业投资大、周期长，民营企业难以规避投资风险。国企还要承担私企没有的社会责任。中国的竞争性产业就以民营企业为主。
第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大大提高国企效率。如电讯业的竞争。 西方垄断企业也有官僚体制，造成效率降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面临同样问题。解决办法是当年的斯隆改革，把通用汽车公司拆分成几个独立子公司互相竞争。
邓小平思想比马克思开放。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企业效率关键在战略、团队、和技术，所有制的影响不一定是决定性的。第三，海外投资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国企比私企更能抵御政治风险。
第四，历史上英国一度有竞争力的国企就是海军和东印度公司。如果没有他们开拓国际市场，英国工业革命和规模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反之，英国铁路的私有化并不成功。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美方的另一关注是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走向。他们质疑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在逆转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方向。
陈平和琼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系主任兰普顿。
我们的回答是西方媒体片面解读中国的政策，中国从来是两条腿走路，一面强调要发挥市场作用，同时也强调要加强政府作用。2015年中国股市发生大幅震荡，中国政府干预半年内就稳定了。美国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美国GDP的50倍，世界GDP的10倍，金融危机过去8年了，至今没有加强监管，留下世界经济最危险的定时炸弹。
美方质疑中国的过剩产能，造成西方经济的复苏困难。我们回答：西方的规模经济就是用过剩产能打开世界市场。当年英国规模生产的过剩纺织品产能打破了印度、中国自给自足的纺织品市场，美国战后的马歇尔援助，用美国的过剩产能占领了战后的欧洲市场，但是避免了战后欧美的大萧条。显然过剩产能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结构调整的重点在淘汰落后的污染产业，加速发展绿色经济，和美国保护污染产能方向不同。
至于中国政府在经济放缓时加强政府作用，是凯恩斯经济学在全世界复兴的典型现象。市场经济有周期性的波动。繁荣期市场发挥主要作用，萧条期政府发挥主要作用。俄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都在加强国家的作用，弥补市场在危机中的缺失。倒是中方很理解美国近期政治变化的经济原因。
“一带一路”的起因和前景
美方从事安全和军事研究的专家，特别关注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缘由和走向。美方质疑了一带一路的可行性：第一，铁路运输的成本比海运高得多。第二，中东、中亚地缘政治的风险比海运更大。第三，假如一带一路的经济价值可疑，那么中国的政治动机就更令人不解：是否中国的战略目的在填补美国势力的真空？
我们的回答是：一带一路的起源是民间企业主动，因为国内资本过剩，沿海企业自然向周边国家拓展市场，越南、缅甸、泰国以及巴基斯坦等国，都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建立生产线。内地省份竞争不过沿海企业，却发现可以拓展周边的内陆市场，例如俄国、哈萨克斯坦，铁路运输可以延伸到西欧和土耳其，规避海上战争的风险。这些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安全形势，使民营和国营的企业家呼吁中国政府和沿线政府合作，改善海外的投资环境，逐渐演化成一带一路的系统努力。
中国改革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农村改革的家庭责任制是安徽首创，其他省份效法。一带一路是重庆的渝新欧铁路，从发展沿线国家的通关联盟开始，类似德国统一前的汉萨关税同盟。开始只有中国货物单方向销往西欧，如今回程进口已经大幅增长，缩小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
美方反复追问，为什么中国希望美国加入一带一路，难道是要美国军队保护中国商道，让中国再次搭美国便车。我的回答是，中国包容性的开放政策，目的是避免再次出现冷战。两次大战前后形成的军事同盟并不能避免战争。北约东扩加剧而非缓和东欧与中东的不稳定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用包容性的贸易网络来促进经济发展。恐怖主义的根源不是宗教，而是人口高速增长的地区，年青人没有就业希望，才会造成极端势力崛起。战争不能解决经济问题。
破解西方信念的最好办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我们感到民间强强对话的方式虽然尖锐，却把问题揭示的更为深刻，不但有助于加深中美高层智库之间的了解和互动，更有助于提高国内经济理论界的水平。这里讲几条个人的观察和体会。
政治问题讲经济，是非问题讲利益
马克思讲经济是基础，是普遍有效的分析方法。在讨论国际问题时，我们把意识形态的争论，变为经济问题的争论，把国际问题的是非，变为经济利益的调整，就不难找到强强对话的余地和共识。
对话现场
地区问题国际化，历史问题多元化
我们发现，西方地区问题专家的知识面相当窄，如果就事论事讨论东北亚问题、南海问题，很难找到出路。如果跳出地区问题看世界大局，就可以改变思路。
讨论中美关系，不如先讨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认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再讨论多元文明的发展，批评美国例外论，普世价值论。这就可以在更大的知识框架下，面对历史遗留问题。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活用西方历史和西方经典
美国主流教育排斥异端理论，所以不熟悉马克思的语言。破解西方信念的最好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方法之一，是用西方历史的还原来颠覆西方媒体的价值观。
方法之二，是重新解读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如亚当-斯密的理论自相矛盾，“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直接限制了“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也和新古典经济学矛盾。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物理学“自组织”和“复杂系统”的联系，否定了西方的普适价值和制度趋同论。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换代的结局是走向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更能说清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比西方政治学家更具理论规范的优势，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给美方解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对民众更有影响力。
对笔者影响深刻的是南海集团董事长于品海讲个人的经历，他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对银行资本的分析，对他创业成功有重大影响。刺激同行经济学家回头补课资本论。他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观察建议，也极具说服力。
我们结束华盛顿之行的次日，美国公共电视台 (PBS)在5月21日播出对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的采访。马云对中美商业模式的对比，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解释得比经济学家还清楚。令人信服的反驳了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
中国开放之初，西方跨国公司就纷纷占领中国大城市的主流市场。但是中国后起的民族企业却不断攻城略地，这是为什么？
马云指出，阿里巴巴成功的经验有三。
第一，阿里巴巴创始的方向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远见，创业目标不只是为了赚钱，才能建立团队的信任，长期打拼。
第二，经营的方针是顾客第一、员工第二、投资人第三，美国许多投资人不能理解。马云批评说，美国公司化许多时间讨好老板，却不讨好顾客，即使他们有技术、有品牌，但是也会失去市场份额。
第三，马云留住人才的办法，不是靠西方的法制，而是靠企业的文化。
第四，阿里巴巴的战略不是建立亚马逊那样的商业帝国，而是建立和中小企业共同生长的生态平台。阿里巴巴创造了几百万人的就业，但是只有几万员工。阿里巴巴并不像西方跨国公司那样去直接雇用几百万人，或拥有上下游的公司，垄断定价权，而是和中小企业分享成长的过程与成果。
依我观察，美国商业模式就是鼓励大型企业垄断，获得垄断利润，消除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国模式恰恰相反。要大中小企业共存。所以，马云讲清楚的是，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包容共生而非垄断排他的模式。华为的模式更是员工与企业家共同创业的模式，是新型的合作资本，而非西方的垄断资本。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向民营和国有的企业家学习。
中国智库要加强学、官、商界的对话合作
本次华盛顿之行，也深感美国智库的运作方式，有值得中国智库的借鉴之处。
第一，我们两天时间在华盛顿密集拜访了四五家智库，相互间距离都不远，离国会也很近。重要的深度会谈，有关智库和大学的重要学者都来参加。这在北京、上海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北大，经济类的学院就有4家，政治类的也有3家，平时很少往来。更别说不同系统之间的交流了。
建议中央在雄安新区分流非首都功能以后，在北京专门建立一个智库区，集中不同部门，不同学科的智库交流平台。建立大学、政府、和企业间人员的交流、轮换、与兼职的制度，才能掌握国情世情，提升国内外理论和政策的话语权。
中国政府早就理解了多军种协同作战的重要性，也加强了航天、金融、网络等系统工程的建设，但是至今没有意识到分析学科跨界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导致部门之间的协调脱节，理论和政府运作脱节。在体制上应当与时俱进。
第二，美国智库的成员包括大量在美国政府要害部门工作过的官员。智库的研究紧密对应政府运作的需要。许多人都有在政府、企业、学界工作过的经历，不像中国智库，政府、学界分离，几乎没有多少人在实体商界工作过的经历。
所以中国政府官员经验主义和学界本本主义的作风特别严重，造成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丰富，但是国内外官员和学者都缺乏话语权。加强官、学、商之间的人员交流和合作，对中国智库的体制改革极为重要。
本次华府之行是民间学术交流，笔者只参加了部分的华府交流。文中的观察，只是个人意见，错误之处由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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