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颗巨星的陨落，都会让我们伤感一番，都会让我们头顶的星空暗淡些许。然而，似乎很少有一颗巨星之殇，会如钱学森的离去一样， 引起从上至下的深切关注。
在中国，很少有一位科学家能取得如此卓越的专业成就，同时其命运与政治、民族、时代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更鲜有一位科学家，如此广泛地涉猎如此广泛的领域。
在中国...
每一颗巨星的陨落，都会让我们伤感一番，都会让我们头顶的星空暗淡些许。然而，似乎很少有一颗巨星之殇，会如钱学森的离去一样， 引起从上至下的深切关注。
在中国，很少有一位科学家能取得如此卓越的专业成就，同时其命运与政治、民族、时代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更鲜有一位科学家，如此广泛地涉猎如此广泛的领域。
在中国，钱学森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是科学家，什么是科学精神，那就是对这个世界永远充满好奇与探索，不为自己设置任何禁区。钱学森身后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而只有完整全面地理解钱学森，才能体味他对中国的真正价值
钱学森，导弹以外的轨迹
这位中国的“导弹之父”不仅是一名技术专家，还被认为是一位文、理、工结合型的科学家。在这个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科学家眼里，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
在中国，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而且是对科学家这个词的诠释。
大多数人从走进学校的那一天起就认识了他——教学楼的墙壁上总是悬挂着中外科学巨匠们的画像用以激励学生，钱学森就是其中的一位。俊逸的外表、优雅的气质、和蔼的微笑、深邃的眼光、圆阔的额头、稀疏的头发?? 在无数青年人的脑海里，钱学森定格了一个完美的科学家形象。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是一颗星——一颗国际编号为3763的小行星在8年前被命名为“钱学森星”。如今，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已然陨世，但是，在历史的天空中，钱学森必将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颗明星——就像那颗距离地球大约2.23亿公里的“钱学森星”一样，长久闪耀在苍穹。
从44岁回国到98岁去世；从一个年富力强的科学才俊，到一个德隆望尊的耄耋老人，钱学森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备受历届国家领导人的尊崇：他是建国早期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引进的“海归”；他受邀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并被毛特意安排坐到自己的身边；邓小平论及科学技术时每每提到钱学森的名字；江泽民授予他的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长“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胡锦涛亲自登门到家中给他拜年；温家宝更是像朋友串门一样连年去看望他——最后一次是在他去世前的86天。
在这个国家，对钱学森的尊重，几乎就象征着对知识、对科学的崇尚。
导弹、卫星、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学，钱学森的专业领域虽然并不直接关乎民生，但是，这位科学家的故事却能够被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津津乐道，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个爱国者、一名军人；是一种精神、一种骄傲。一个从美国人的软禁中挣脱出来返回祖国的科学英才，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当这个故事契合了中国人传统中的“家国情怀”和现实中的政治热情的时候，一个科学英雄就矗立起来了，早已超越了科学技术本身。而他所创建和领导的航天事业，让他的祖国能够发射导弹，把卫星送上天，从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落后国家，到迅速拥有了强大防御能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计来说，钱学森的功绩似乎如何解读都不为过。
不过，钱学森终究是一名科学家，在花费了3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重大历史使命以后，这位“科学元帅”甚至对他身边的秘书说过：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是组织上的任务，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上的创新。
的确，这位中国的“导弹之父”不仅是一名技术专家，还被认为是一位文、理、工结合型的科学家。
1950年以后，他在美国麦卡锡运动泛滥成灾，自己受到无端指控，行动自由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而且被吊销了国防部的通行证，无法再继续参与机密军事科技研究的情况下，为了转移美方的注意力，及时调整心态，进入一个新的理论领域，并最终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在他回国之后，“工程控制论”在国内形成为健全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体系，为中国现代高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持。后来，钱学森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从前我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觉得在工作、搞学问中有几个窍门。1955年回到祖国，发现我那些窍门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辨证唯物主义。”
钱学森对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探究始终伴随着他在技术上的钻研，并且从未终结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把对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探索，和组织指挥“两弹一星”等重大科研工程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由系统工程、系统学、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等理论组成的“系统科学”思想。至此，这位备受尊崇的科学家似乎找到了解读科学问题的万能钥匙，他快速地挣脱了“导弹轨迹”的束缚，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系统科学理论”的路线，开始了一场对不同领域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全面解读。
钱学森开始审视中医，他写道，“我并不是一个中医，但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的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他同时又认为：中医理论是事实和臆想以及猜测的混合，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者说，中医是“前科学”，即尚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他甚至在1981年《自然杂志》第4 卷第7 期题为《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一文中提出：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
实际上，在中国，任何时候、由任何人谈论和中医有关的问题，都会招致非议，导弹专家钱学森论及中医，又怎能免得了让一些中国人“不高兴”？钱学森对于中医的论述显然没有他“卫星上天”的成就那般令世人信服，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和他的追随者不断解读更广泛领域的科学问题。
1958年3月1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谈园林学》的文章，此文被视为钱学森对建筑与城市研究的肇始。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钱学森公开提出：要发扬中国园林建筑，特别是皇帝的大规模园林，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把整个城市建成一座大型园林，钱称之为“山水城市”。在钱学森的倡议下，1993年2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山水城市座谈会”，钱学森在为此次大会寄来的书面发言《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中说，“山水城市的设想是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的结合。山水城市不该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型吗？”
钱学森的“系统科学观”总能被应用到不同领域而推出新的理论。比如，他和年轻学者张沁文于1980 年提出了农业系统工程理论，用以分析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农业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一旦农业系统工程用到知识密集的农业产业、林业产业、草业产业、海业产业、沙业产业，定会大显身手，不但体系的组织，而且在日常生产调度上，都会显示其威力”。钱学森提出的“大农业”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的农林牧副渔，还包括虫业(即养蜂、养蚕、养蚯蚓等) 、微生物业(即利用微生物发酵搞沼气、生产饲料、生产蛋白质等)。
功成名就的钱学森着迷于以他从航天技术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系统科学的方法，去解读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似乎是为了某种“宏大叙事”而生的，他对科学问题全方位的涉猎，在“博大”的同时，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有失“精深”。在这个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科学家眼里，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尽管让他的同胞最为他自豪的，还是他那些最为“宏大”的作品 ——震天动地的导弹、划过苍穹的卫星，但理解钱学森，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钱老晚年不寂寞
熟悉钱学森的人都说，“钱老晚年不寂寞，因为他身边始终有蒋英”
11月1日，深秋的京城骤降大雪。这是钱学森辞世的第二日。来自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称，今年的第一场雪罕见地提前，是北京自1987年以来最早的一场初雪。
赶来吊唁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念叨着，这场雪是为伟人的离去而准备的。前来吊唁的78岁的范良藻是钱学森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招收的第一批也是唯一一个物理学研究生，自1958年毕业，他们已经阔别50年了。
航天大院8号院深处一栋相对独立的三层红砖小楼，是钱学森生活了50年的家，门前两侧已经摆满了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晚年卧病在床的钱学森，绝大多数时光就在这幢三层小楼里度过，除了身边的秘书和家人之外，他很少与外界直接联系。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范良藻与老师钱学森这50年间，大都是通过书信往来的。
总装备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11月1日上午已经陆续有2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自发赶来为钱老送行，这其中包括钱学森的学生、老邻居、老同事、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等。吊唁从11月1日开始，连续6天，每天早上8点半至11点半，下午1点半至5点向公众开放。
“追悼会暂定11月7日在八宝山举行，一切都由中央统一安排。”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向媒体宣布。对于钱家而言，钱学森的葬礼已不完全属于钱家，“这是国家大事。”
不写书，免得活着就后悔
“我们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啊！”今年84岁的王毅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
曾在航空航天部办公厅工作的王毅丹，是离钱学森最近的邻居。钱家所在的三层红楼共有两个单元，四单元只住钱学森一家人，三单元住着六户人家，王毅丹家是其中之一。
“钱老刚回国时，住在中关村。50 年代末搬到这里来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86 岁的老同事亓英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亓英德住在航天大院五单元，与钱学森已经做了50年的邻居，亓退休前的职务是航天工业部财政局局长。
这期间，领导曾多次动员钱学森搬家，表示会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级别给他盖一栋小楼，可他不要。上世纪90 年代，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动员钱老搬家：“和您同船回国的人大部分都当上了院士，院士现在都搬进了新居，比你这老房子好。”涂元季还将已建好的小楼照片拿给他看，“您若住进这样的小楼，可以在院内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钱学森却回答：“我在这里住惯了，你让我住进小楼，我浑身不自在，能对身体有好处吗？”从此人们再未提搬家的事。
老邻居们都对钱学森早年的状况印象深刻。家住航天大院34单元的老人刘小芳至今仍对10年前见到钱学森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每晚七点，吃完晚饭，刘小芳总爱到大院遛遛弯，“那时钱老身子还硬朗，也常出来遛弯，每次见到我们，都会主动打招呼，乐呵呵地和我们说话，非常平易近人。”她记忆中的钱学森，经常穿着蓝色或灰色上装，绿色的军裤。
7年前，王毅丹搬到了航天大院居住，成了和钱学森离得最近的邻居，“但这并没能让我更多地了解钱老”。此时的钱学森，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少出门，渐渐远离了邻居们的视线。王毅丹表示“近七八年来，我只见过钱老一两次。”
王毅丹也有遛弯的习惯，这些年每每经过钱家的时候，“窗户多是半掩着的，窗帘紧闭，看不到里面。”楼外站着两名警卫日夜守护着，“这也让我们很多邻居只能远望，而不敢登门拜访”，王毅丹说。
在前来吊唁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陈兆武的年轻人，7年前，他曾是钱学森家的警卫排长，但也没有进过小红楼。在他当勤的两年，只见过钱老两次，都是陪同他去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当时钱老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很好，已经瘫痪在床，吃饭喝水都要别人喂食。”
钱家从来不缺“贵客”登门。温家宝总理最近一次看望钱学森，是今年8月6日，这是温家宝近年来第四次看望钱学森。80年代中后期开始，温家宝就经常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一起研究工作，并多次书信往来。而此前，江泽民也曾于1995年、1996年、1999年和2000年先后四次到钱学森家中看望。
“每到这时，院子外就会聚集一大批人，隔着小区马路张望。”王毅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家会好奇地猜测领导们又在和钱老讨论什么重大问题。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
1950年，钱学森曾跟一个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仅见的关于钱学森的传记，是美国已故作家张纯如的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而该书在大陆几乎不可得，这就更加深了晚年钱学森在公众心目中的神秘感。
不寂寞，因为有蒋英
遛弯的时候，王毅丹偶而会听到从屋内传出的钢琴声，还时不时有爽朗的笑声，这些都像一串符号，能让邻居们联想，里面是怎样一个暖烘烘的幸福家庭。
事实上，晚年的钱学森，越来越表现出对家庭的珍视和依赖，这在儿子钱永刚的谈话中得以证实。2008年12月11日，钱学森97岁寿辰，“父亲已经基本不见什么客人了，他最高兴的就是和家人在一起。那天一家四代十几口人都齐了，其中最小的重孙辈只有半岁，把小姑娘抱到钱老面前让叫‘太爷爷’，老父亲很是高兴”，钱永刚说。
对于97岁寿辰，钱学森还有些期待。比如日子还没到，他就几次主动提到，“我生日是不是快到啦？”有时还半开玩笑地问身边的人：“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钱学敏并没有第一时间获知钱学森去世的消息。“是一位记者先告诉我的，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位76岁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另一个身份是钱学森的堂妹。
10月31日下午，钱学敏打电话给钱永刚，核实了消息。钱永刚对此的解释是，“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也不敢告诉亲人们，他们也是年事已高”。而其时，已经很少登台讲课的钱学敏，将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讲的课，正是关于钱学森的复杂系统和大成智慧的理论。
“没想到，是用这样的方式向他告别。”钱学敏一度哽咽。
每年钱学森的生日，钱学敏都会去看望堂兄。如果长时间见不到钱学敏，钱学森就会问问儿子钱永刚她的近况，只要听说钱学敏很好，他就很高兴。
“他如果想我了，不会直接说出来，会打听我的近况，但是我知道那是他惦念我。”钱学敏告诉记者。
1997年，钱学森住院，钱学敏赶去医院探望，这一次她近距离感受到那对相濡以沫62年的夫妻之间的默契。
“钱老的耳朵，听力是很差的，要戴助听器，我跟他说话也要大声音。”钱学敏说，“谈到快三四点钟的时候，他说，蒋英来了。我就奇怪，因为我还没听到蒋英来了呢，原来蒋英一从那个电梯下来，往病房里走的时候，他就听出来了，所以他们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
84岁的航天部物资局原局长张锋，也多次见到蒋英推着轮椅上的钱学森，到航天大院内“散步”。“钱老的晚年是不寂寞的，因为他身边始终有蒋英。”张锋说。
研究“吃”，也很认真
国防科工委第七机械工业部前副部长李明实是钱学森的继任，现年92岁，晚年时候，钱老还经常和李明实一起散步。“他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个是读报纸，一个是听广播。”李明实说。
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传统报纸，是钱学森每天的必修课。2003年，秘书涂元季去301医院探望钱学森。躺在病床上的钱学森按照他平日的生活习惯，准时于下午3点从床上坐起，打开当天的报纸认真翻阅。
“前些天我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文章，讲得不错。”涂元季告诉钱老。
“不是一篇，是两篇，连载的。”钱学森很认真地回答了涂。“他还是那么严谨、准确、敏捷！科学家的特质竟一点都没衰老。”涂元季很是感慨。
“离开那天，他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还在看报。”钱永刚说。
每天早上7点，钱老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档名为《科学知识》的节目，晚上6点半，则把时间雷打不动地留给了广播版的《新闻联播》。
“他从来不看电视。是早年在美国任教时养成的习惯。”儿子钱永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任教期间，那里的教授为了专心工作，多少年来从来不看电视，钱老也保留了这个习惯。
钱学敏自1989年参加钱学森亲自领导的学术研讨班子，研究和阐述钱学森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以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广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教育事业也一直是晚年钱学森十分关注的领域。
“他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学’，简要而通俗地说，就是教育、引导人们如何陶冶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钱学敏说。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鲜有人知的是，钱学森在“吃”上也有不少研究。秘书涂元季提到了钱老的一件轶事：
一年春节之前，我去钱老家，炊事员说：“首长想吃豆沙包，可我不会做。”听到这话，我心里酸酸的，一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想吃点豆沙包居然都吃不到。我爱人是四川人，会洗豆沙。我就让我爱人洗了一包豆沙，送到钱老家，并告诉炊事员怎样将豆沙做成馅。春节期间我去看望钱老，夫人蒋英同志对我说：“谢谢你爱人小杨，她做的豆沙馅真好吃，老钱一口气吃了五个豆包，我怕他吃得太饱，没让他再多吃。”
为了研究“吃”，钱学森在1994年给杨家栋教授的信中还提到了如何烹饪：“就如用机床加工部件，工人师傅的智慧与技巧是被吸收到机器操作中去了，艺术是人创造的，但可以让机械化生产吸取。外国快餐店的操作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但他们的操作规范却是烹饪大师制定的。进一步发展还会引入机器人代替青年快餐烹饪工。”
钱学森的导师，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的冯·卡门曾这样评价钱学森：“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2007年，钱学森当选为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是：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2008年，在航空界颇负盛名的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评选出2007年年度人物，钱学森当选。“钱学森成为我们的年度人物并不是由于其亲自领导取得了这些成就。已经96岁高龄并且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他已经很多年不在中国空间项目中活动。然而，正是他，作为新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该刊的长篇评述中这样说道：“从1956年开始，他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了这一切。”
当年学生追忆钱学森归国前后
“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乘船离开了美国。
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有记者用英语向钱学森提问。他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1950年9月初的一天，正在旧金山旅游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后，十分震惊，立刻结束了旅程，返回其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
新闻说，正准备离开美国的钱学森被移民局逮捕。
“事先，我知道他要回国，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如今已85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对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那时，我是他的博士研究生，正在做热学应力学方面的论文。”
郑哲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我赶回洛杉矶时，钱老已被关押到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开始几天，看守人员不许任何人探视，也不准钱学森与外界联系。多年后，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在被关押的15天里，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的损伤，体重骤降了13.5公斤。
移民局逮捕钱学森的理由是“企图携带机密的文件离开美国”。“这是子虚乌有的”，郑哲敏说。事先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扣留了钱学森一家已经装船的所有行李，包括三脚钢琴、800多公斤重的书籍，但没有查出一件机密材料。
“那都是借口。实际上，美国人就是不想放他走，因为他是世界顶级的火箭专家。”郑哲敏说。
金布尔的老朋友
当年，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为阻止钱学森回国，对移民局说的那句话——“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抵得上5个师”——已为世人所熟知。
郑哲敏说，其实，金布尔与钱学森曾是很好的朋友，“早年，钱老参加的‘火箭俱乐部’与美国军方有过合作，用火箭改进飞机起飞时的助推器，大大缩短了跑道的距离。后来，‘火箭俱乐部’的几个成员创办了一家公司，钱是技术顾问，金布尔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经营。他们很早就认识”。如今，这家公司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火箭与推进剂制造企业——通用航空喷气公司。
“作为海军次长，同时又是多年的朋友，金布尔对钱老所从事的工作和能力是十分清楚的。”郑哲敏说。在回国前，钱学森曾前往华盛顿向金布尔告别，金布尔感到非常惊讶，极力挽留，“见挽留不住，才出此下策”。
金布尔随后给美国移民局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在金布尔看来无异于放虎归山。
于是，钱学森在美国最后的5年，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钱学森是1935年赴美留学的，到美国后，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仅用了一年，就获得了航空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后，钱学森本想到飞机制造厂工作，掌握制造技术，但当时，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于是，他转而研究航空工程理论，来到世界上第一个航空系的诞生地——加州理工学院。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冯·卡门。
冯·卡门是匈牙利籍犹太人，1934年移居美国。他是驰名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第一个从理论上证实了人类实现超音速飞行的可能性，并研制出第一架超音速飞机，被称为“超音速时代之父”。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选择了当时最尖端的科学领域——高速空气动力学，攻读博士学位。
加入“火箭俱乐部”是在他读博期间。当时，冯·卡门的另一位博士研究生弗兰克·马利纳正在研究火箭的飞行和推进，并与几个热衷于此的学生组成了“火箭俱乐部”。后来，钱学森也加入其中，成为火箭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据说，有一次“火箭俱乐部”研制了一枚火箭，在校园内试射，可在发动机点火后火箭发生爆炸，巨大的气浪把钱学森等人掀翻在地，险些丧命。学校因此勒令“火箭俱乐部”停止校内的一切试验活动，把他们驱逐出校园，并称这简直是个“自杀俱乐部”。
不过“火箭俱乐部”很快引起了美国航空工业界和军方的重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安诺德还亲自到加州理工学院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
1939年6月，钱学森博士毕业后，在冯·卡门的推荐下，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留校工作。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战事的需要，冯·卡门被美国军方聘为顾问，钱学森、马利纳等“火箭俱乐部”成员也开始参与军事研究项目。据考证，美国导弹计划第一份正式的建议报告《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就是钱与马利纳合作完成的。
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钱学森随冯·卡门前往德国，接收先进的导弹成果和技术，并被授予上校军衔。
郑哲敏说，当年钱学森出入五角大楼的通行证，以及前往德国的军官证至今仍被他的一个美国朋友所收藏。“1993年，我去美国访问，还看见过。”
美国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做过这样评价：他对美国建造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机，并最终向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另起炉灶搞新学问
钱学森被捕后，他的同事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亲自给金布尔写信，要求他放人。移民局迫于压力，再加上没有确凿的证据，在收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释放了钱学森，但要求他不能离开洛杉矶，并且定期到移民局报到。
“人身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郑哲敏回忆说，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为了不给同事、朋友们带来麻烦，他开始深居简出。
“我想那时钱老的压力是很大的，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针对他的新闻。但他很快就稳定下来，还是照常上课，做研究。这个毅力是很不简单的。”
让郑哲敏印象最深的是，尽管当时华人还很受歧视，但钱学森拥有不服输的个性。刚到美国时，一些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愚昧无知，钱学森听了很生气，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郑哲敏回忆，多年后，有几个当年的美国同学还跟他说，他们博士论文答辩时，最怕钱学森去听，看见他来就战战兢兢的，生怕被他提问。
被扣留在美国期间，由于被美国政府取消了接触机密资料的资格，钱学森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技术的研究，他决心另起炉灶，搞一门新的学问，这就是后来的工程控制学。
上世纪40年代，美国科学家维纳出版了一本名为《控制论》的书，研究系统与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运动关系。钱学森当时敏锐地意识到，这与火箭制导工程问题是相通的。
经过4年的潜心钻研，钱学森撰写出《工程控制论》，这本书被誉为工程控制学的开山之作，他本人也完成了从一个空气动力学家向一个控制论学家的转变。据说冯·卡门看了这本书，曾感慨地对钱学森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
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森离境。时任中方代表的王炳南回忆，周总理后来在谈起这次会谈时说，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要回来一个钱学森，仅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乘船离开了美国。
“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2006年5月10日，中国外交部解密了一批上世纪50年代的档案，其中有一份是有关钱学森归国的资料文献。
这是一篇由著名力学家、教育学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朱兆祥执笔写的电传。
朱兆祥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罗湖口岸欢迎钱学森回国。郑哲敏回忆说，为了更好地完成欢迎任务，在去深圳前，朱兆祥还特意跑来询问已先期回国的他，了解钱学森的情况。
接到钱学森后不久，朱兆祥就给外交部发了一封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加急电报，同时报总理办公室等部门抄收。
朱兆祥在电文中说，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归国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到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拦。文中推测“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
电文还写道，“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5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
据当时媒体报道，在马尼拉港口，美联社一名记者问钱学森“你是否是共产党？”他回答说，“我还不够做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有记者问：“在美国时是否经常有人监视？”钱学森回答：“有没有监视我，只有美国人知道！”另一个记者用英语提问，他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有报道说，钱老回国后，再也没穿过西服，“穿得最多的是中山装和黄军装。”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在京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多人到车站欢迎。当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了宴会，宴请钱学森。
第二天，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就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前往中南海。一见面，总理就大踏步迎上来，紧紧握住他的手：“学森同志，欢迎你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
很快，钱学森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之中。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
这似乎正是当年阻止他回国的金布尔所担心的。在得知钱学森离开美国后，金布尔曾感慨道，“我们终于把他逼走了。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做得最愚蠢的一件事！”
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则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知道，他回去不是种苹果树。”
“我不宜出访美国”
回国后的钱学森虽然长期身居要职，但他在生活上始终从简。
“他刚回国时，科学院在中关村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很简陋。与他在洛杉矶住的独栋别墅简直是天壤之别。”郑哲敏回忆说，“不久，钱老一家搬到了阜成路，条件稍好一点，但也是50年代建的普通居民楼，房间很小，从此再没换过。”直到七八年前，房子实在太旧了，才在他住院期间，简单装修了一下，“漂亮了一点”。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对外交流逐渐增多。一些美国科学家和在美华裔科学家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但均被他谢绝。
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称号。“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在众多的毕业生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人才有可能获得这个殊荣”，同为加州理工学院校友的郑哲敏说。
不过学校规定，这个奖需要获奖者亲自到场领取。由于钱学森没有去，奖章和证书一直存放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展览室里。
直到2001年，钱学森90寿辰前夕，加州理工学院才打破惯例，派人专程把奖章和证书送到他的病榻前颁发给他。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会晤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学森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想邀请他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的重要贡献。
胡耀邦获知这一消息后，劝他说，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就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钱学森回答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
后来，钱学森对此解释说，“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的。如果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对于美国人给他的荣誉，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