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澔 ｜ 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西方减贫理论的超越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摘要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反贫困实践的传承性创新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多年致力于扶贫的躬身实践密不可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内容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具有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守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以精准扶贫为方略而使得治理科学有效、强调多方协同治理等鲜明特征。这一理论从反贫困的认知、方法和目的等维度超越了西方反贫困理论，也是我们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南。 作者：王禹澔，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键词：共同富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西方减贫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治理的思想和实践研究”(19ZDA002)。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反贫困是人类长期以来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难题，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1]。这一人类历史上反贫困奇迹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结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立足我国实际，将脱贫攻坚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2]。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新中国长期减贫脱贫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构成与特征进行系统论析，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贫困经验的创新性发展，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和创造性转换，同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扶贫躬身实践的理论凝练。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社会贫困的根源与反贫困的路径问题，探讨了人类消灭贫困的途径和出路。这些内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干，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薮。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分配过程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贫困的源头。“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攫取剩余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扩张，资本的超额利润剥削愈加严重，劳动者日益贫困化。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结果，“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4]。因此，大多数无产劳动者长期处于相对甚至绝对贫困，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难解之题。 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贫困，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5]。因此，消除贫困，需要“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6]，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使人民摆脱贫困，列宁认为，必须通过政权的力量，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进而消除贫困。他就此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7]。列宁的探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反贫困思想与实践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8]。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全国人民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理论。 毛泽东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是在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反贫困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制度基础。毛泽东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是造成中国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为此，他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实行“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中国反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其次，通过发展生产力解决贫困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9]。经过艰苦努力，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发展了现代农业，初步建立了基础教育和卫生医疗体系，通过“五保”救济保障了人民的生存权。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基本国情出发，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特色的反贫困事业展开了新的探索。首先，邓小平将发展生产力视为摆脱贫穷落后的根本方式。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0]，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其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与贫困是不相容的。他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述中确认，反贫困的目标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通过发展生产力使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既避免普遍贫困，又避免极端的贫富分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再次，邓小平提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他提出，要在中央统一协调下统筹兼顾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的发展部署，实施东西部协作；要坚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力，逐步消除农村贫困；要通过“三西”农业专项建设，探索大规模定向开发式扶贫。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反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13]，因此必须把扶贫开发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基于这一思路，国家出台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推进中国的反贫困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扶贫要遵循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将发展作为反贫困的第一驱动力，坚持开发式扶贫，同时强调发展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协调。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勠力同心脱贫攻坚，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理论，系统回答了脱贫攻坚的领导力量、战略路径和实施机制等反贫困的核心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并坚持党领导反贫困，“坚持党中央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14]，创造性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15]。同时，强调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合力脱贫攻坚，并且“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规举措，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16]，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尤其在治理贫困的理论思考和阐述中，特别注重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贫困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此阐释了中国脱贫攻坚的目标和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脱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17] 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不仅从理念上继承发扬了“民本”“大同”的中国传统价值追求，而且从路径上传承发展了中华民族“自强”“互助”的优良传统。 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创造性转化了“民本”和“大同”的传统价值理念。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传承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的治贫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扎扎实实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18]。无论是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贵君轻”，还是荀子“君为舟民为水”，乃至老子“以百姓之心为心”，都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论具有传承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时反复强调，“执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19]，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20]；十八大后要求切实视人民根本利益至上，“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21]。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通过消除贫困、共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创新性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他多次强调，消除贫困提升人民福祉、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摆脱贫困的夙愿，“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2]。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描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共同富裕与“大同社会”追求相通，“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从方法论上创新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与“互助”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善于将传统文化古为今用，鼓励、激发人民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以孔子“君子求诸己”巧妙地化用成“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提出摆脱贫困先从自身观念转变、意识脱贫，并鼓励贫困群众“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24]。多次强调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滴水穿石”的锲而不舍的韧劲摆脱贫困；指出脱贫首先要摆脱思想贫困，“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25]。注重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激励人民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脱贫致富。另一方面，通过提倡“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美德，动员和营造全社会人人参与扶贫的良好局面。“推动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引导社会各界关爱贫困群众、关心贫困事业、投身脱贫行动”，事实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26]。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反贫困实践的发展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长期的扶贫经历和实践，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来源。“四十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27] 第一，在梁家河当知青的实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起点。习近平同志曾于1969年到陕北梁家河插队，在极度贫困的农村经受了“四大关”（注：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出自：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全国新书目，2002（12）。）的考验。在与村民们一起参与农业生产劳作的7年间，习近平同志成长为带领村民摆脱贫困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群众打井、修沼气池、打淤地坝、办铁业社......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的减贫事业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28]，“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29]。当时条件极为恶劣，他带领乡亲们积极发展生产，努力摆脱贫困，“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30]。1970年代中国贫困农民的朴素愿望，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四十余年反贫困实践的原始动力。 第二，在地方的扶贫探索，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奠定了基础。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顶住压力试点“大包干”，当年公社农业产值实现翻番；注重改善基础教育条件，依靠教育摆脱贫困的思想，即在这里萌发；兴建“荣国府”发展旅游产业，推进创收扶贫；制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人才九条”吸引各类人才落户正定，通过引进人才发展产业带动老百姓脱贫致富。通过发展生产和人才带动脱贫的实践，正定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早期实验田。 在宁德及福建工作期间，逐步形成了反贫困理论体系框架。主要包括党建引领脱贫、强调脱贫意识、以发展为主要脱贫手段、东西扶贫协作等扶贫思想。一是在反贫困中加强党的基层领导，“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31]。二是“弱鸟先飞”的脱贫理念。从观念上摆脱贫困思维，“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32]。三是要发展经济脱贫。摆脱贫困要抓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旋律，“提倡‘经济大合唱’”[33]。四是领导开创东西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习近平同志时任闽宁对口帮扶领导小组组长，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从改善生活和农业生产条件着手协作项目，并建议在移民“吊庄”工程中建设“闽宁”协作示范村。 在浙江工作期间，丰富了反贫困理念。一方面，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两山”理论，要求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34]。另一方面，在探索欠发达地区发展道路上，他推进的“山海协作工程”，丰富了反贫困理念。根据浙江省内相对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基础条件和发展要求，产业向生态与现代服务等行业倾斜，“推动我省经济布局不断优化”[35]。这些反贫实践，丰富了我国发达地区消除贫困和区域均衡发展的理论。 第三，在中央工作以后，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从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将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构建了新时代反贫困理论与工作机制。其中的精髓主要有：突出强调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建立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和五级书记层层压实脱贫攻坚责任机制；开创性地制定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动员全党全社会全面协同扶贫，要求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调动各方力量，加快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36]。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内涵特征 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马克思主义治理贫困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治理贫困思想的深化发展。这一理论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事业的领导力量、核心要求、基本方略和治理机制等构成完备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党的领导：中国特色反贫困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37]。新时代反贫困实践证明，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越是进行脱贫攻坚，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3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必须贯穿于脱贫攻坚决策、实施、考核的全过程。 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体现在集中统一决策规划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脱贫攻坚，“全党同志务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两个确保’的目标上来”[39]。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精神，党中央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置于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仍然有几千万人口未摆脱绝对贫困，即是这一矛盾的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40]。由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将“扶贫攻坚”改为“脱贫攻坚”，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6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对脱贫攻坚做出整体部署；党的十九大要求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谋划决策，在明确脱贫目标和路径的基础上，领导形成了全党全社会合力攻坚的统一意志和共同行动。 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体现在脱贫组织与责任体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必须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41]。首先，明确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党组的脱贫责任。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机制，同时明确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分内职责，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脱贫攻坚的组织领导”[42]。其次，必须建立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7次主持座谈会、50余次调研扶贫，从中央层面以身作则推进脱贫攻坚，并要求“县委书记和县长是第一责任人”[43]。再次，必须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推进党组织结对共建。“发挥好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44]。 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体现在对脱贫成效的督查考核上。中西部22个有脱贫任务的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向中央立下军令状，并在各自辖区内层层签订“责任书”。中央建立起对省级的年度考核和督查制度，责任书是成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各省、市（自治区）以此类推层层建立督查问责机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加强督查问责，让规矩严起来，“对未完成年度减贫任务的省区市，要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同时要求“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45]。 （二）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反贫困的核心特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核心特征，集中体现在脱贫为了人民、脱贫依靠人民、脱贫成果由人民共享、成效由人民检验等方面。 脱贫攻坚为了人民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46]。脱贫攻坚的目标是为了确保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全国人民一道迈进全面小康社会，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农村贫困人口过上幸福的生活。一方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邓小平鲜明指出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改革的重要标准之一；江泽民指出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即是“以人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47]。因此，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是党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邓小平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实现全体人民“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48]。 脱贫攻坚依靠人民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贫困人口脱贫潜力的挖掘，通过政策引导与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和贫困人口形成团结互助与自力更生相得益彰的人民力量。一方面，强调必须依靠党和政府汇集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帮扶。“我们集中精锐力量投向脱贫主战场，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斗在扶贫一线”[49]。另一方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主体性，“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50]。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政策引导人民自我发展脱贫。“扶贫不是慈善救济，而是要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的明天” [51]。 脱贫攻坚的胜利成果由人民共享并接受人民检验。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要求，生产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共同富裕。“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52]。另一方面，反贫困的成效需经得住人民检验。这就需要将人民是否认同和满意作为反贫困工作的标尺和准绳，构建以人民满意为指向的脱贫考核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要求，“脱没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群众认账”[53]，“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54]。 （三）精准扶贫：中国特色反贫困的方略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清真实贫困状况与目标，构建精准识别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鲜明特征。 实事求是是党的重要思想路线和工作原则。脱贫攻坚的首要问题是要明确：谁是贫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是精准施策的前提”，“建档立卡工作就是要把不清不楚变成一清二楚”[55]。从表面上看是要确认：谁是真正的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分布在哪里？从本质上讲，精准扶贫是要分析贫穷的原因是什么？通过精准方略，把握贫困发生和发展的共性和规律。以往，我国的扶贫政策主要依据统计数字，确立了“贫困县”为基本反贫困目标的政策体系。然而，多年的扶贫结果却是贫困县越扶越多、贫困人口仍然长期大量存在。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实不清、数据不明，实际上不清楚贫困人口究竟是谁、具体分布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贫困等基本问题，从而使得反贫困呈现粗放和低效状况。 2021年2月24日，宁夏同心县中核（宁夏）同心防护科技有限公司扶贫车间的女工在加工服装。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精准识别体系为构建精准扶贫政策锚定了前提和目标。新时代脱贫攻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人因户分类构建精准脱贫治理体系。脱贫对象明确后，制定精准脱贫政策是关键。这就需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56]。一方面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精准创造就业脱贫条件，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等政策帮助决5000万人脱贫[57]；另一方面建设社会综合保障体系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者提供防护性救助。“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社保政策兜底脱贫”[58]。由此“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真正把自身比较优势发挥好，使贫困地区发展扎实建立在自身有利条件的基础上”[59]。 精准脱贫方略的核心要义和目的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改善发展条件，增强发展能力，实现由‘输血式’向‘造血式’帮扶转变，让发展成为消除贫困最有效的方法”[60]。这一指示精神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改善生产条件，通过消弭制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能力发挥的自然条件和制度屏障来提升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一方面，提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贫困人口发展创造条件。“集中连片的贫困区要着力解决健全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等问题，但必须明确，这样做是为了给贫困人口脱贫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61]。另一方面，直接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扶贫开发……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62]。 以发展为目的、以精准为途径的反贫困方略和政策体系，通过精准识别确定工作对象，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客观现实分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客观条件、因地因人出台反贫困政策，实践证明了精准方略的科学有效性。精准方略突出强调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让贫困人口最终依靠发展而走向幸福生活。 （四）对口协同：中国特色反贫困的机制特征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任务艰巨与资源匮乏的严峻挑战，必须以“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63]，这依赖于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反贫困的政治优势，统筹谋划，设计和构建了对口协同支援的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机制，对于落实中央战略和政策，实现协同治理和全面统筹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党中央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领导力设立“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统合了贫困地区党委政府、中央单位、东部省份、市场和社会最广泛的扶贫资源，并通过各级各类“对口支援”进行精准有效的配置，构建了完备的反贫困政治机制。 首先，设立党政一体的反贫困协调机构作为一线总指挥，统筹推进本级脱贫攻坚各项重大工作。一是设立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反贫困领导小组，作为中央设立的反贫困事业的议事协调机构，实质上是“贯彻党的领导地位，顺畅运行党政体制的重要制度设施和机构安排”[64]。二是赋予反贫困领导小组全面职能，包括资源整合、协调和考核、统筹协调全局、共性的政策与问题、负责中央扶贫专项资金的统筹计划以及代表国家为贫困地区直接转移支付充沛的扶贫资金。三是在省级以下各级党委均照此设立领导小组，指挥、协调、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其次，以政治领导和单一制的行政体系，集中“四方部队”力量汇聚资源流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是强化坚守各贫困区的阵地部队。省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内脱贫攻坚工作负总体责任。通过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动员、组织、考核省级机关单位结对包扶贫困村、党员干部包扶贫困户。二是扩大中央直属的纵向部队。一方面发挥部门行业优势制定有利于脱贫攻坚的政策，另一方面做好中央定点扶贫工作。三是优化东部省市横向部队。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会议，推动东西扶贫协作提到新高度：一方面调整了结对关系，协作覆盖了所有贫困市州，并通过“携手奔小康”行动将结对关系深化到县、乡、村级；另一方面对产业、劳务、人才、资金和动员社会帮扶等领域提出指标要求并开展年度考核。四是动员市场与社会增援部队。通过党的统战部门，带动工商联和社会组织，启动“万企帮万村”行动，广泛动员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我们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汇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65]。 再次，通过不同形式的“对口支援”机制将扶贫资源滴灌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无论是中央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还是地方区域内的结对帮扶均依托于三个推进机制。一是刚性的底线责任机制。“推进脱贫攻坚，关键是责任落实到人”[66]，通过在结对双方间签订各类责任书、协议书，立下军令状，明确在资金、人才、产业、劳务等方面的帮扶量化指标。二是弹性的创新机制。在动员社会力量帮扶、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以及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流转等非约束性指标上鼓励创新合作机制。三是年度考核机制。就结对双方，尤其是对支援方进行年度考核，是脱贫攻坚中对口支援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系统论述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导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同时，这一理论对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价值 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的理论结晶，是对西方传统反贫困理论的创新与超越。 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理论在贫困的制度因素、反贫困的生产力途径以及反贫困的人民目的等方面继承性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坚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公有制为基础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用“新的社会制度”来消除贫困的学说；坚持将发展作为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法，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思想，全民、全面、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构想。 其次，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丰富了党的领导、精准治理、协同治理等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显著加强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了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原则；创立了精准为灵魂的反贫困方略，极大地提升了反贫困效率，丰富了中国反贫困与国家治理理论；充分调动了各方积极性、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汇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合力脱贫攻坚，开创了协同反贫困的生动局面。 再次，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创新发展了世界反贫困理论。这一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重新审视了贫困问题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强调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要素配置在反贫困斗争中的基础作用，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确定为反贫困的终极目的，超越了西方减贫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将贫困问题视为国家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进程密不可分，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途径。因此，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调动国家力量负责反贫困战略设计、政策体系构建、机制措施贯彻等全过程，实现了关于反贫困主体认识的创新性超越；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强调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以产品和价值分配为辅助的路径，解决贫困问题。“通过生产条件分配的正义，逐步达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正义”[67]，这一全新模式从生产分配理论，实现了对依靠再分配为基础的福利救济反贫困理论的本质性超越；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强调将“人”作为反贫困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理论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共同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终极目的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创造有益于贫困个人发展的条件、赋予公民公平竞争的权利，让贫困个人通过实现自我价值摆脱贫困，而非西方福利国家为了政治的目的救济弱势群体，将贫困群体作为博弈政权的政治手段，由此实现了对西方反贫困目的方法论的超越。 （二）现实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指引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世界奇迹。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指导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这一理论是党中央带领人民脱贫攻坚奋战的智慧结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系统性特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体战略来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以2020年为节点，中国农村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减少相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转换。因此，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将继续指导过渡期内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因此，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指导全面乡村振兴工作，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首先，脱贫攻坚战极大地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其次，脱贫攻坚战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等创新制度安排，为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经济社会发展“大事”提供了治理制度依托。再次，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指导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强化了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中，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许多驻村工作队拉起来就是防‘疫’战‘疫’队，这同他们经受了这几年脱贫工作历练是分不开的”[68]。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一定能够办成更多像脱贫攻坚这样的大事、难事”[69]。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于世界减贫事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现实意义。“纵观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70]我国的脱贫攻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指导下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世界反贫困的中国样本，将在世界减贫事业和发展中国家均衡发展中贡献中国智慧，从而加速世界减贫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37][4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2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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