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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香港大富豪,凭什么享受国旗盖棺的国士待遇?

  1950年,新中国成立初年,美国就迫不及待的往中国身上插了“三把刀”。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们就出兵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短短几天,就把战火引到了中国东北边境——这第一把刀就插在了中国头上;   与此同时,美国又派兵登陆台湾,企图武装干涉中国统一——这第二把刀插在了中国腰上;   而不久之后,美国...
  1950年,新中国成立初年,美国就迫不及待的往中国身上插了“三把刀”。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们就出兵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短短几天,就把战火引到了中国东北边境——这第一把刀就插在了中国头上;   与此同时,美国又派兵登陆台湾,企图武装干涉中国统一——这第二把刀插在了中国腰上;   而不久之后,美国军事顾问团长驱直入越南,虎视眈眈的盘踞在了中国西南处——最后一把刀则插在了中国脚上。   一时之间,国土四周,危机环伺。   彼时的中国刚刚涅槃重生,发展之路举步维艰,更别提完备的军事力量。   那一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8772万吨,拥有众多火炮、坦克与战机。   而中国的钢产量仅60万吨,军队也只有步兵和少量炮兵,更无从谈起制空权与制海权。   可若不敢迎战,美国势必会得寸进尺。   1950年10月1日,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请求出兵支援。   (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写的求援信)   半个多月的时间,毛泽东都在反复权衡——新中国缺少海空军力量无法解放台湾,出兵越南也不利,只有出兵朝鲜才具备“三个最有利”。   最有利于发挥陆军优势,最有利于后勤供应,最有利于苏联的援助。   而最重要的,是新中国只有选择一个战场对其打击才能让美国收敛,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抗美援朝战争,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响了。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与世界上拥有最优良装备的美军交锋,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当时中国物资相当匮乏,再加上敌机昼夜轰炸志愿军后方供应线,部队的口粮、副食和药品等急需物资供应常常难以及时得到保障。   为了填补上朝鲜战场上的巨大消耗,中国紧急调整相应对策——将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但很快,美国就联合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   “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允许运往共产党的中国”。   禁令之下,香港便首当其冲。   禁令越严,前线物资越紧缺,就越是需要物资。   当时不少香港商人抓住商机往内地销售物资,更有甚者靠此来牟取巨额暴利。   但有一个“傻人”,运送物资很少加价,还总是挑那些装卸时间长、笨重且不赚钱的东西运。   在运输的过程中,英军的炮火几次差点将他击中,每一次都是死里逃生。   后来,港督当局打压他,亲英商人孤立他,甚至他的公司还被无故断电、断水。   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他坚持在运输物资的第一线。   此人,便是霍英东。   01   若不是因为这番“亏本”的选择,霍英东的财富绝不亚于李嘉诚。   事实上,出身“卑贱”的霍英东,远比普通人更渴望赚钱、更渴望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为此,霍英东在1945年就进行了一场人生“豪赌”。   (左3:李嘉诚  左4:霍英东)   那时日本战败从香港撤出,政府正打算将二战留下的船、登陆艇、炮弹壳、废铜烂铁等,当成垃圾拍卖掉换点钱。   有一天,霍英东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拍卖战时剩余物资的通告,突然就起了倒卖的念头。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相中了一批船舶机器,然后向已婚的妹妹、各方朋友借钱做本,参加投标。   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中标了。   第一次中标,霍英东倒手就挣了1万多块钱,而当时一个普通打工仔的月薪,也才只有一两百元。   这桩生意给了他莫大的信心,此后,他便频繁参与物品竞标,渐渐的也积累出了不少的财富。   后来有一次,香港明报记者采访霍英东,问他起步阶段主要依靠什么?   霍英东说:“英文学得好”。   这句话他说的没错。那时香港的报纸上都是英文,一般人看不懂,霍英东正是利用了信息差,才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他曾经在皇仁中学求学的经历。这正是他“卑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成功后的霍英东也一直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祖国教育事业)   1923年,霍英东出生在码头的一条小船上,6岁之前,他连鞋都没穿过。   家中有父母、兄妹共7人,他们白天在船上摆炉做饭,晚上就挤在船舱里睡觉。   在霍英东的记忆里,从他爷爷那辈起,他们霍家就生活在水上。   在早期的香港,这样的人通常都被称为疍(dàn)民。疍民身份卑微,不得和岸上居民通婚,不能读书考功名,更荒诞的是不准穿鞋上岸。   7岁那年,一场台风夺走了霍英东的两个哥哥,不久之后,父亲也病故了。   一个母亲带着3个孩子,上了岸却也无处可去,只能四处游荡。后来经熟人介绍,才搬进了湾仔石水渠街的贫民窟。   在满是老鼠、蟑螂、饥饿和腐臭交杂的环境中居住,生活仍不知尽头,也就是在那时,霍英东暗自决定,一定要做出改变。   但对于出身贫寒的霍英东说,读书,本是件遥不可及的梦想。   碰巧,当时有一个小学可以免费就读,不过需要选拔考试。而渴望改变命运的霍英东,通过自学,竟然获得了第一名。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皇仁中学。   就是在这所学校里,霍英东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这也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霍英东和母亲)   霍英东曾说:“我出生时贫穷,但我不可能一辈子都贫穷。”   他一直拼尽全力,抓住一切机会。   后来生意渐入佳境,他也开始在香港商业界展露头角,随着地产行业的兴起,霍英东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事实上,如果这时的霍英东选择做李嘉诚,他肯定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庞大的商业帝国。   (左2:霍英东    左3:李嘉诚)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历尽艰辛很多年,霍英东好不容易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可现在,他却选择了一条一般富豪难以理解的、更加难走的路,这一走便是几十年。   02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香港大佬,有的是出身香港世家,有的是从大陆逃难至香港,之后才逆风翻盘。   可霍英东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来路。   直到后来,语言专家通过对霍英东的口音进行鉴定,才判定他的祖籍在如今广州的番禺。   1978年,霍英东带着家人回到家乡番禺县。   当他满心欢喜回到村里时,迎接他的却是家乡泥泞、脏乱、坑坑洼洼的小路和破旧、低矮的茅屋平房。   来往的车辆上,挂满泥点子,就连广东政府派来迎接自己的红旗轿车,也早已斑驳。   而更让霍英东感到震惊的,是村民们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   问村里人洗手间在哪儿,他们却认真的端来一盆洗手水,这让他心里感到特别不是滋味。   回来之后,霍英东立刻捐钱给番禺建了一座园林式、占地6万平米的宾馆。   可这点钱能干什么呢?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番禺,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唯有招商引资,以实业带动发展。   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提出,外商投资大陆的先例是零,很多人还都在犹豫和观望中,霍英东果断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   他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中山修建酒店。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投资酒店并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涉外旅游酒店会有精神污染吗?内地东西会不会被吃光吃贵?宾馆耗电大,影响群众用电怎么办?   面对诸多疑问,霍英东表现的信誓旦旦,他表示不怕亏本,即便全亏了,就当是又一次捐资。   一句话,让所有人吃了定心丸。   (霍英东陪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视察中山温泉宾馆建设工地。)   不久之后,宾馆建成。到中山旅游的人一下子大增,有时涌入几千人,物资供应都变得很紧张。   于是,不少老百姓就产生了怨言: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电用完了,东西吃贵了,每天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没留下来。   经济改革之初,新旧理念交汇,很多事情常常很难理清。   有人当面指责霍英东,称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糟粕,甚至这件事还被拿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当着霍英东的面讨论,场面一度很紧张。   起初,霍英东也动摇过,他怕犯错误,也怕牵累他人。   后来,他终于理清了一个道理:我的出发点不过是想做一件对国家、对家乡有益的事情,这有什么怕的?   (霍英东和设计施工人员研究工作)   想通之后,霍英东投资建设家乡的决心变得更坚定,很快,他就筹办起了第二项工程——一个规格更高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   彼时,即使在首都北京,都没见过这样的酒店:设计师请的是英国的;设备、家具、建材全部都是进口的;就连一根普通的柱子都是专门从菲律宾运过来……   这种规格远超出北京,很多人担心这会触及意识形态的问题。   但“发展是硬道理”要真正落地实施,只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超过意识形态,人民才能放手去干。   霍英东坚定不移的通过这一举动,向全国甚至全球传达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1983年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   (邓小平在白天鹅与霍英东等合影)   酒店建成后,霍英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酒店开业的第一天起,就免费向大众开放。   大家当时都反对,昂贵的地毯被踩坏了怎么办?精致的花瓶被顺走了怎么办?老百姓被挤坏了怎么办?   但霍英东还是坚持要开放。   那一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差点把大门挤倒。因为拥挤,当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游客一天就用掉了四百卷的手纸。   尽管如此,霍英东还是很兴奋。他希望全广州的人都来,全国的人都来,看看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什么是新事物。   (白天鹅曾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霍英东的这种心情。   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一穷二白,物资极度匮乏。那时霍英东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家里做客,看到其衣柜里就一套衣服,家里连酒杯都没有。   每年广交会时,有几千人到广州,食物、用水、用电,都得做计划报给中央,由上面统一调配。   霍英东真的希望国人都能看到发展经济所带来的变化,在中山建酒店时如此,建白天鹅宾馆时亦然。   那期间,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他就捐什么。   比如在广州清平,他看见有人进行物品买卖,马上就找广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桥。   霍英东向来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但在投资这件事上却成了一个不计亏损的“傻人”。   03   其实要是仔细算起来,霍英东这一生做过的“傻事”一点也不少。   他曾有很多挣钱的机会。   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联合国禁运物资到中国内地,霍英东在商言商,不发国难财,还积极的参与到反禁运活动中。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运输的货物中有大量的柴油和黑铁皮,尤其是黑铁皮这个东西不是每只船都能运的,东西又笨又重,价钱也很低,这个东西从运输来说,就不算是好生意了。”   再比如,后来在开发海南时,他答应出资并且包揽了三亚市亚龙湾区域。   合约签完后,海南地价疯长,炒地皮的发展商前赴后继,亚龙湾这一黄金宝地成了各路人马觊觎的目标。   按照签约时的价格,霍英东的收益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因种种原因,先前签订的合约最终取消,霍英东一口应下,并没有将这笔损失放在心上。   作为商人,放弃赚钱的机会也就罢了,他还净干一些赔本的买卖。   还记得当年回番禺时,霍英东曾被洛溪的路所阻隔。   这片看似不起眼的乡村,却是澳门、珠海、中山、佛山等较发达城市,和广州间客货运的必经之地。   于是,霍英东便开始积极谋划兴建跨江大桥。   1988年,洛溪大桥通车。作为国内先例,它几乎没有可参考的工程样板,硬是靠着总设计师不断推翻、重建各种模型,才得以建成。   但不曾想,通车当天番禺政府就在桥头设置了收费站,此后,乱收费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地市民。   本来收费这件事就不是霍英东能够左右的,但民怨盈途,他硬是背上了“黑心商人”的骂名。   霍英东曾评价自己说:“别人负我,我也是默然处之、逆来顺受。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   就在洛溪大桥通车后,霍英东又提出开发南沙,但一心想把南沙发展成为“小香港”的他,暗地里又默默吃下了不少亏。   九十年代开始,霍英东就与番禺县政府合作开发南沙,先后投资了22平方公里的土地。   当他在南沙筚路蓝缕的同时,政府也借助其打下的基础,申请成立了开发区。   1993年4月,梁柏楠成为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5年后升任番禺区委书记。   10年间,梁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绩不断升迁,而真正的贡献者霍英东却遭受百般刁难。   比如,梁柏楠手下的港口主管人,利用南沙走私,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明明错的人在梁柏楠,但惩罚的却是霍英东。   这种“敲诈”、“吃拿卡要”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霍英东都选择默默忍让。   直到梁柏楠事发,人们才了解到了各中细节,用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的话讲:“如果不是梁柏楠因涉嫌受贿案发被捕,恐怕霍英东还要忍。”   但不管吃了多少亏,霍英东不计回报、即使被诬陷也坚持投资的决心,却从未动摇。   细数霍英东这一生做过的“傻事”,事实上每一件都和祖国有关。   多年后,从长孙霍启刚的一番话里,大抵能窥探出霍老当时心底的真实想法,他说:   “爷爷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东西,炒股票、炒楼都是害人的事情。饼就那么大,你吃太多,别人就没有了。虽然当时他做什么生意都行,但那个时候,挣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   历经风雨,从疍民一步步走来的霍英东,早已把祖国放在了第一位。   尾声   晚年的霍英东,早已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全新面貌。   当他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时,那种干净的、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城市风貌,让他意识到世界应该看到这样的中国。   而最好的方式,就是申办奥运会。   90年代,为了帮助中国申奥成功,他不断在私下与当时包括主席萨马兰奇在内的奥委会委员洽谈,邀请他们到中国各地参观,向他们展示中国当下的发展状况。   他还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赠一百万美元,给国际奥委会修建奥林匹克博物馆。   但凡能帮助中国申奥的事情,他都力所能及:给奥委会欧洲委员经济项目;为非洲委员的提供各种福利;甚至承诺在申奥成功之后,继续出资十亿修建奥运主体育馆。   连续三次申奥,霍英东光是在中国国内就花了十几个亿,捐赠了五个多亿港币的体育基金。   2001年7月13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   因为身体原因,长子霍震霆代父亲来到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选举现场。   当萨马兰奇口中喊出“Beijing”的那一刻,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沸腾了。   霍震霆第一时间就给父亲打了电话:“阿爸,赢了!赢了!”   电话这头的霍震霆声音已经嘶哑,电话那头的霍英东也已激动的说不出话,父子二人隔着电话,泪盈满眶。   霍英东曾说:“我出身贫寒,少年时因过早为生计奔波而营养不良,尝够了体弱多病之苦。懂事后见国家贫弱,人民多难,更深感如果不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民族难兴国家无望之理”。   就是这样一个迫切希望祖国申奥成功的人,却终究没能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   2006年10月,八十三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   23年前,他查出癌症。原本可以到美国接受治疗的他却坚决要到北京治疗,他说死也要死在自己国家。   在霍英东出殡的那一天,祖国为他的灵柩盖上了五星红旗,扶灵者尽是政商翘楚,这是国葬的最高礼遇。   回顾他这一生,连续三届担任政协副主席,可谓凤毛麟角;   也曾三次登上天安门观礼,每一次都是观礼台上的重量级嘉宾;   2000年,北京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霍英东是唯一被邀请参加的香港人。   客观来说,他身上的荣耀已经足够多了。   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霍英东曾感叹:“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任何人。”   我想,这已经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参考资料:   酷玩实验室,《天安门上恸哭的香港富豪》   良大师,《被“国葬”的霍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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