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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0年踏入纪录片行业,1991年正式毕业,成为一个职业的纪录片导演。之后,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纪录片的创作,纪录片的运营,以及纪录片的国际的传播和合作。
所以纪录片30年的后浪,我的观点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后浪,而这些纪录片的后浪们,他们是纪录片发展过程中的创作主体,也是行业推手,变革的力量。
推动这些变革力量的,参考这样三个元素。
1、时代发展的浪潮,推动着纪录片的后浪们不断地前进;
2、而国家、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同样推动着我们这个行业不断地在发展、变革;3、纪录片有个非常重要的人文特点和文化特征,这就是后浪的推动,同样来自于纪录片个体的自我表达,自我发现的这种传播。
让我们回到1990年,我即将踏入社会,在这个时候,我提出的观点是:这个时代的纪录片后浪和推手们,推出了一个让我们至今非常深刻的观点,这就是:文学化,还是纪实的原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纪录片仅仅从宣传教育功能,开始出现一批非常了不起的作品,这就是作者式的纪录片,是个人的情感和人性的观察的表达。
第二个时代呢,是2000年-2010年,我把它叫做大片时代的到来和纪录片的商业化,而纪录片从电视和手工作坊开始成为电影工业体系的全面的提升和迭代,而同时呢,商业化的探索也开始不断的往前推进。
第三个时代是,2011年之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纪录片开始往互联网和多元化的发展。传统院线电影也在这个时代得到了繁荣的发展。
我从第一个时代开始回溯。
第一个时代,1990年,发生了这样的历史事件,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我们每个个体的命运改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从中国传媒大学被国家要求分配到了兰州电视台,但是90年代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快车道,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发出了邀请,我成为庞大的北漂中的一份子,然后打破了体制铁饭碗的条条框框,从1993年成为东方时空的一员,也随着东方时空推出的纪录片浪潮,成为其中的一个创作者。那么我们这代人,也清楚地记得,很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南下打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命运。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的纪录片的后浪推出了这些作品,这个名字现在可能对大家很陌生,但是在当年赫赫有名,比如刘郎的《西藏的诱惑》,作为文学性的,诗意语言散文式的主观性表达的创作方式,掀起了一股浪潮。
《西藏的诱惑》
我的大学学长,做了一个实验性的纪录片叫《大学第一课》,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康健宁的《沙与海》,以及刘效礼将军推出的《望长城》这些作品,同样也掀起了中国纪录片纪实浪潮的兴起。我的老师也在其中,推动着中国纪实纪录片的发展。
《流浪北京》
同样是在这个时代,个体的纪录片创作也有了平台的推动。在纪实浪潮中,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推出的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推动了纪实纪录片的发展。纪实纪录片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在1993年的推出,同样让上海成为纪录片纪实后浪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和创作的基地。
这些作品是非常经典的创作,那么我特别要在这里提到的《八廓南街16号》,它作为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得了至高的荣誉,至今是一个重要的经典作品。当然,梁碧波的《三节草》,杨荔纳的《老头》,还有彭辉的《平衡》,同样是这个时代的经典。
《八廓南街16号》
再回到我最初的观点,这么多作品中,始终围绕着我们纪录片创作者的一个关键的争论就是:文学性重要,还是纪实的影像重要?它困惑了我们长达二十年。这个话题在争论的同时,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国纪录片的启蒙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头,媒体的运营平台以及独立的制作的导演集群,开始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出现。我清楚的记得,除了北京,上海出现了导演集群以后,分别在广东,在四川的成都和重庆以及在武汉纷纷涌现出重要的纪录片的后浪的代表性导演和作品。
这个时代,我提出的观点是:中国纪录片开始真正进入大片的时代和商业化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伴随着这样几个事件。那个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我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工作快将近10年了,我有幸成为东方时空制片人的时候,关注了这样几个题材,就是SARS的到来带给我们的创伤或者痛苦的记忆,我们也派出记者和导演在第一线进行拍摄,我们也有幸在第一现场拍摄记录WTO的签署的时候,我们记录了中国是如何进入全球化经济一体的这样的关键的历史时刻。而中国在全球化之后,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变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而这就是当时互联网浪潮的即将到来。
我深刻的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导演来找我,报选题要预算,他要拍阿里巴巴的马云。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纪实画面:马云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房间里,对着一群人讲他的理想,他拿着他的黄页在北京的大街上去推销他的黄页,这些纪实的影像,就恰恰在这个时候被我们拍下来了,成为珍贵的一个历史资料。
为什么我刚刚提到大片的时代,看看这些时间和作品,《复活的军团》、《故宫》、《大国崛起》,以及我现在展示的这些、纪录片,大家可以对照我它的形式,表达语态和制作的技术,完全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纪录片形成了一个电影化浪潮的后浪的推动者,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代表性导演。
《故宫》
当然,刚才我也提到文学重要,还是影视重要?在这个时代依然是两个不同的潮流,像《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等这些纪录片,带有明显的观点和价值观的解说词的创作主体,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而剧情化、电影化,结合着广告、戏剧甚至游戏等多种元素进入了纪录片的话语形态。
中国人不仅仅满足只拍藏北人家,只拍沙漠中的牧民,他们把目光对准了全球化浪潮中的公司发展的浪潮中。比如《公司的力量》,周艳就是其中的一个总导演,《大国崛起》的总导演。同时对准了全球的金融体系的发展的历史《华尔街》,彰显了中国纪录片人的全球层面中的一种自信的创作的姿态。
《大国崛起》
我要在这里着重提的作品和导演给那个时代的中国纪录片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和传播力,这就是纪实浪潮下的这些代表作,《北京的风很大》、《铁路沿线》、《英与白》,包括田壮壮的《德拉姆》、周浩的《高三》、范立欣的《归途列车》等等这些纪录片。尤其是范立欣的《归途列车》,让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开启了很好的局面。
中央电视台当时制作了很多重要的纪录片,伴随着2008年奥运会,在全世界160个多个国家被翻译成十几个语言,以中国故事为主题的传统文化纪录片,也随着进入了国际主流媒体。
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形成,技术美学的迭代和增长,让中国纪录片团队走向了世界,我们不再是仰望和学习,我们也成为被学习和被认可的国际纪录片界和传媒界创作的主体。
同时纪实美学依然是主流。这个时候后浪的机构出现了几个现象,这就是民营公司长久持续的参与制作和投资纪录片,就像著名的大陆桥公司,著名的三都堂公司就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已经开始起航,而且获得了成功的模式。
《归途列车》
我要回述一下纪录片界大家不了解的情况,在这10年,我们几乎每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每一次重要的年会中,站在台上的嘉宾都会提出:我们纪录片人的春天何时到来?这个问题被追问了10年。
当时我的回答是:只要每一个制作人,每一个导演心中有春天,我们的作品就是春天的到来,我到今天依然坚持我这个观点。
紧接着我们就迎来了互联网时代,实际上2010年不是互联网时代的元年,我记得一个北京的经济学家说:2012年是世界互联网元年。因为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这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
各位现在所拿的每一个手机,成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伙伴,成为我们最亲密的助理和伴侣。而移动互联网的到来和新媒体的兴起,对整个传媒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纪录片创作界也开始被更多的颠覆和革新。同时,电子商务的兴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形态,而我关注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大学的扩招和中国留学浪潮的到来。这两个事件,长远而深刻的改变着我们纪录片界甚至传媒界。
大家很清楚的记得陈晓卿的《舌尖上的中国》。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若干个后浪的推广类型,这个类型就是商业的后浪。从《舌尖上的中国》成为一个生活娱乐化的经典的纪录片之后,《本草中国》《茶界中国》等等,像《风味人间》已经给中国纪录片成为一个商业成功模式的探索,变成了完全的成熟的体系的运作。嫁接了资本,也嫁接了纪录片的创意制作和传播,也加强了运营的模式。
《风味人间》
商业的后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而我依然要推崇的是,在这个时代纪录片人还在坚守文学的后浪,比如浙江卫视的《西湖》《西冷印社》。我们关注到的陈传兴导演的《掬水月在手》,以及《跟着唐诗去旅行》等等,大量的关于文学主题和以文学诗意语言创作的纪录片成为一个重要的作品。而杭州我认为是这一作品的重要的代表重镇。
《掬水月在手》
当然,我们同时出现了剧情的后浪,周艳导演完成了《中国》,成为剧情的后浪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和推手。
我说到的《外滩轶事》、《河西走廊》,还有金铁木导演的《风云战国》,它有几个共同的特质,就是用专业的演员,用明星的流量,用电影化的技术,同时有国际化的各个电影专业顶尖技术的家门,让中国纪录片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纪录片的边界在哪里?因为它已经开始模糊剧情电影和真实记录之间的某些边界,我想未来的实验也许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