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武侠片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独特类型，其源头则来自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侠义精神，诸如荆轲、高渐离、聂政等人都是侠士的代表。武侠电影自其诞生以来，始终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观众群体也在不断变化。武侠电影作为本土影视独具特色的一大电影品类，在百年影史中历经发展与变革、创新与衰退，可以说武侠电影成为了每一代中国人身上独特的文化符...
一、引子：
武侠片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独特类型，其源头则来自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侠义精神，诸如荆轲、高渐离、聂政等人都是侠士的代表。武侠电影自其诞生以来，始终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观众群体也在不断变化。武侠电影作为本土影视独具特色的一大电影品类，在百年影史中历经发展与变革、创新与衰退，可以说武侠电影成为了每一代中国人身上独特的文化符号。
儒家文化涓涓流淌几千年，中国人身上始终蕴藏着含蓄内忍的精神品质。在唐代之前，中国小说创作基本处在萌芽阶段，“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唐传奇的内容大多记述神灵鬼怪，当中掺杂了许多当时人间的世态炎凉，人物庞杂众多，具有极强的生活气息，所反映的面向也是较为广阔的，逐渐有了武侠小说的雏形，但还远未纯熟。发展至明清，《水浒传》《七侠五义》《英雄儿女传》等作品的问世，此时的武侠开始逐渐摆脱唐代传奇中侠客依附政治、并为政治左右的创作窠臼，呈现出“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精神风貌，并展现出与政治势力分庭抗礼的角色特征。发展至清朝中后期，武侠小说得到了广泛流行，成熟的文学土壤也为武侠电影的萌芽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二、萌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持续在中国大地上侵略，国家的末世反倒增强了民众尚武的思想。与此同时，新鲜事物和新潮思想也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发生着化学反应。在电影问世的十年后，也就是1905年，中国人便拍摄了一部自己的电影《定军山》。随后国人对于电影内容不断探索和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以侠士为主角、讲述侠义精神为题材的电影作品，《车中盗》（1920年）《女侠李飞飞》（1925年）《五鼠闹东京》（1927年）《方世玉打擂》（1927年）《王氏四侠》（1927年）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翘楚。尽管这些影片都具备了后世武侠片的一些精神气质，但内在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并未完全脱离传统戏曲的式样，所以并没有受到观众太多的关注。这一困境直到《火烧红莲寺》的出现才被打破。
1928年上映的《火烧红莲寺》是由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执导的，它的成功上映意义非凡，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侠神怪热潮，为这一片种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奠定了基石。
《火烧红莲寺》上映后引来万人空巷，片中的影视特技令观众目不暇接，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后的三年内连续推出了十八集，俨然有武侠电影元宇宙的架势。各大电影公司见状纷纷效仿，“火烧”系列成为了当时电影票房的保障。
《火烧红莲寺》诞生在1927年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其时国民党手持利刃血腥屠杀昔日同盟者，令社会充满了血腥和失败的气氛，失望和避世的情绪也在社会上弥漫。这部影片的问世曾被视为满足人们逃避现实情绪的一个典型代表。直到1931年，鉴于武侠神怪与当时主导的文化方向极不相符，国民政府下属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勒查禁了所有宣扬怪力乱神的电影，由此武侠电影的第一次创作热潮戛然而止，同时随着战争的爆发，一大批电影导演辗转至香港，武侠电影的火种得以在香港地区得到传承和发展。
20世纪40年代，大批内地影人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以戏曲武打为基础的功夫片在香港开始复苏。1949年，胡鹏导演拍摄了第一部“黄飞鸿”题材的电影，此后历经60余年，成百上千部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影层出不穷，“黄飞鸿”已然成为中国武侠电影的代名词了。
到了60年代，武侠电影逐渐成为市场主导，胡金铨和张彻两位大导是香港武侠电影绕不过的两座丰碑，二人凭借着自身的文学修为和美学功底，为中国武侠电影加上了内涵更为深刻的精神注脚。两位武侠电影教父风格迥异，张彻电影中的硬桥硬马、盘肠大战以及血腥暴力下的男性情谊，为彼时歌舞升平的香港电影注入了几分阳刚之气。胡金铨的文人气质更多的则是为武侠电影增添了中国传统的儒雅之貌，在含蓄内敛中彰显侠之义气，其影片所彰显的中国传统美学和意境渲染，同样影响了无数后世武侠电影。自二人开始，传统武侠电影由刀剑棍棒向功夫拳脚过渡，李小龙、姜大卫、王羽、狄龙等人成为彼时炙手可热的武打红星，一大批武行投身电影行业，逐渐形成有组织、成规模的武术团队，为下一阶段香港武侠电影的盛世蓄积了人才动力。
经过十年动荡后的大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经济逐步复苏，两岸三地的交流开始频繁，一批香港电影人不再满足于狭小的影棚环境，将眼光投向景色更加广袤的祖国大陆。1982年上映的《少林寺》成为了那时武侠电影史上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一部作品，此片在国内掀起了功夫片热潮，光头小和尚李连杰也自此开启星途，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
片中李连杰、于海、于承惠等人尽管都有武术功底，但本片并没有相关的武术指导，他们也都不似香港武行一样熟悉影视镜头，因此很多武打场面都是以长镜头来展示，紧张激烈程度被大大降低。即便如此，《少林寺》在那时的国内还是造就了票房神话。自此之后，国内《武林志》《神鞭》《大刀王五》《武当》《神秘的大佛》等影片的相继问世，成功激活了国内颓靡已久的电影市场。
八十年代的香港，随着张彻、胡金铨等老一辈电影导演的创作进入瓶颈、李小龙的溘然而逝，无法再满足新一代观众群体的感官需求，这一时期的香港武侠电影略微呈现出低产、低效的景象。与此同时徐克的异军突起，为这时的香港武侠电影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他的开山之作《蝶变》为武侠电影披上了“新浪潮”的外衣，令人耳目一新。随后拍摄的《新蜀山剑侠》，以其绚丽的影视特效，为观众营造出一个瑰丽奇幻的武侠世界，获得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
同时，刘家良、成龙、洪金宝等人的电影在这一时期风格不断变换，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武打之路，以“侠义精神”为核心的变种“武侠片”层出不穷，旧与新的不断融合，也诞生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气息的功夫片，洪家班、成家班等武行团队也为动作片探索出了一套新的视听语言。
五：革新
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古装武侠电影重新走进观众视野，武侠电影的精神内核不再仅仅局限于武侠本身，“以古观今”成为了这一时期电影人的集体无意识。李惠民导演的《新龙门客栈》作为这一时期的行业代表，被誉为香港新派武侠电影的扛鼎之作。这一时期，基本进入了徐克、程晓东武侠电影的创作高峰期，《倩女幽魂》《笑傲江湖》《黄飞鸿》等一系列影片层出不穷，制作水准皆属上乘。
作为香港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徐克，在其武侠电影中蕴含了许多世界观的眼光。在改编传统武侠内容时，徐克将原本具有市井气质的行侠仗义，添上了历史的深度思考，“黄飞鸿”也由民国传奇人物成长为救国救民的大英雄，人物在历史的动荡中发生着变化，武侠电影也在时代的洪流中进行着革新，“九二共识”和港澳即将回归的大势，也让这一时期的两岸三地电影人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包括武侠电影在内的所有华语电影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同时期的大陆，何平导演的《双旗镇刀客》作为武侠电影的一个“异客”，以少年成长的母题为武侠电影注入了新的思考，其所展现出西部波澜壮阔的荒蛮之力和浪漫主义的英雄悲歌，都使其成为国产武侠电影和西部片难以逾越的巅峰。
六、衰退与现状
进入千禧年之后，武侠电影逐渐呈现颓势，2003年，香港和内地签订了CEPA合作协议，内地在包括文化娱乐在内的多个领域对香港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开放和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曾经作为武侠片创作圣地的香港，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自此，香港电影人集体“北上”成为大势所趋。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问世，国内正式开启大片时代，一流的商业制作和独特的中式美学也为国产武侠电影开辟了流水线生产的复制模式，相继涌现的国内武侠电影，也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甚至于《无极》《夜宴》《道士下山》这样的影片也形成了话题。
快餐时代下的观众口味频繁变更，同样是导致这一片种滑向没落的原因之一。青年观影群体的消费崛起，让这些并没有经历过录像厅时代的观众，对这一类型充满了陌生，都市爱情题材和喜剧电影始终永葆青春。纵然有李安的《卧虎藏龙》、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徐浩峰的《师父》、周星驰的《功夫》、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也难以成就当年的盛世。
近年来，网络电影肆意生长，这批电影人的成长阶段大多浸淫在香港武侠电影的黄金时期，创作内容主要倾向于儿时经典，但这些从业者基本都缺乏行业基础，所呈现出的作品都有炒冷饭之嫌，无节制的开采，几乎已经将观众热情消耗殆尽。
中国武侠电影，形于“武”，内于“侠”。功夫武打的外在包装，使电影呈现出了独特的视听体验，侠义之道的内在思想，则是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气节菁华所在。中国之于武侠电影，就如同美国之于西部电影，日本之于浪人电影一样，均体现着当地的人文风貌、精神文化和民族风格。
江湖在哪儿？我们所看到的武侠电影并没有给出我们确切的答案，但并不妨碍我们去意会它的模样。或许它是“猪笼城寨”，或许是“和平饭店”，亦或是“龙门客栈”，这些烟火人间的符号在武侠电影中便成了人世的沧桑无端和情义的变幻莫测。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